復活節假期，我有幸獲得一張門票，欣賞到由恩保德神父策劃的大型音樂劇《利瑪竇》。該劇可說是大獲好評，十多場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公演的都場場爆滿，座無虛席；比幾年前的音樂劇《流芳濟世》更成功。筆者亦曾撰文向這位明末來華的傳教士利瑪竇神父致敬，同時亦向今年85歲，來港已逾60年的恩保德神父致以衷心的感謝。利氏和恩氏都是意大利人，兩人都不畏艱辛，離鄉別井，一心只為福傳；其誠其勇，必垂後世。可惜，梵帝崗不知何故，至今已400多年還未為利瑪竇封聖！
兩位重量級講者
恩神父是一位有智有勇有心的神父，他知道許多朋友欣賞完音樂劇後很快便會忘記話劇要帶出的信息，所以他一早便計劃了一系列的後續活動，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瑪竇音樂劇觀後工作坊與恩保德神父對話」。這系列共四次，分別在19/5、26/5、9/6及16/6逢周日的下午2:30至4:30舉行。筆者剛參加了26/5在將軍澳明愛專上學院舉行的工作坊。
當日的主題是「從利瑪竇的傳教策略看教會本地化」。一如以往，出席任何活動我每多早到會場，以佔據有利位置，或希望有機會與講者私下交談。大會原本安排在地下的102室舉行，可惜因冷氣系統事故，改到三樓進行；但該處的電腦和放映系統又出問題，最終200多人的「大隊」要移步到三樓另一房間進行。雖然要「孟母三遷」，但不減與會者的興緻。
這次工作坊的兩位講者是重量級的。吳智勳神父是聖神修院的教授，從教38年，主要教天主教倫理科。他來自天主教的家族，已是第八代的天主教教徒，家族有悠久的天主教氛圍和恩賜。
吳神父的功力深厚的，雖然講座初段沒有簡報（PPT）的展示，他也不徐不疾，從容不迫地向聽眾娓娓道出明末傳教士來華的事蹟。幾代耶穌會傳教士和他們的「傳教策略」。他在講利瑪竇之前先介紹他的前輩。因為在利瑪竇之前已有25位耶穌會會士嘗試進入中國傳教，但因明朝對外國人都有顧忌，最終都是失敗而回，最成功者都只是在小小的澳門逗留，未能真正進入中國的大門。
范禮安神父是較成功的一個，可惜他到澳門時已是39歲了，所以難以學好中文。一年後，另一位耶穌會神父羅明堅也來到中國，雖然他那時已有36歲，不算年輕，但他知道要成功和有效地去福傳，就一定要學好中文；於是他排除萬難，苦學中文，先後譯出《十誡》等最核心的天主教文獻。他更能寫詩，能與當時的中國文人交往切磋，他留華九年，先後寫了30多首近體詩（即絕詩或律詩），需要懂得平仄和押韻等要求。吳神父舉了幾首羅明堅的詩給大眾欣賞，各個香港的朋友都感汗顏，對羅氏的作詩造詣，大表驚奇。他的詩如《偶懷》（朝讀四書暮詩篇，優游那覺歲時遷，時人不識予心樂，將為偷閑學少年。）、《嘆唐話未正》（數年居此路難通，只為華夷話不同，直待了然中國語，那時講道正從容。）都很有感而發。
范氏和羅氏的策略是要「學好中文」，「說好漢語」，做到能講、能讀、能寫的直接溝通能力。不過，最令我嘖嘖稱奇的是羅明堅的書法非常秀麗。至今我都不太相信他有如此成績。羅氏離華是因為他以為中國的朝庭會願意開放一些地方讓天主教可以宣傳，他更為當時教廷用中文草擬「國書」，以便日後上呈皇帝。可惜這份「國書」最終無法上呈朝庭，要待之後的利氏接捧。
傳揚天主教福音 非利瑪竇一人功勞
其實吳神父欣賞羅明堅神父不下於利瑪竇神父。雖然他的貢獻甚大，但沒有利氏的為人所熟悉吧了。他總結說耶穌會在明末能到北京、南京、肇慶等地傳揚天主教的福音，是由「范禮安推動，羅明堅執行，利瑪竇發揚光大」，是三人多年的努力耕耘的成果，非利氏一人之功。
利瑪竇（Matteo Ricci），意大利人，生於大家庭，兄弟姊妹共13人，他是長子。父母對他期望很高，中學及小學已入讀當時由耶穌會主辦的學校。他天資聰敏，多才多藝，16歲便到羅馬攻讀法律、哲學及懂得多國語言，包括古典的拉丁文。在羅馬的Roman College，他曾追隨當時頂尖的學者學習。其時正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尾聲，天文學、科學及數學等都有突破性的發展。利氏雖然主修法律，但是個通才，各方面的學問都會，日後這些「高端」學問在華大派用場呢！之後，利瑪竇加入耶穌會，躍升神父之後，便下決心到遠東的中國去。
利瑪竇追隨羅明堅的腳步來到澳門後，努力學習中國文化，並懂寫漢文說漢語，他的著作更有12種在清朝時被編入《四庫全書》。最為人所熟悉的是他寫的《交友論》。吳神父解釋利氏只不過是作編輯和翻譯的不是原創的。他把西方的哲人對交朋友的諺語名句翻譯成中文。不過，對於是誰最先把“God”翻譯成「天主」則有兩種說法；吳神父認為是羅明堅，恩神父認為是出自利瑪竇。
來華之初，利瑪竇借用佛教讓當地人接受，曾有十年他把頭髮和鬍子剃掉，作僧人打扮，更自稱「西來僧」，並得以由知府批准在肇慶興建「鮮花寺」，是「寺」不是「聖堂」呢！後來，他改變策略，知道原來佛教在明朝時代只有一般老百姓信奉，而知識份子和文人士人在「士、農、工、商」的社會地位最高，而且他們有些是「仕」的階段，方便利氏接觸當時社會的最上層。
之後，利氏改穿儒服，戴上儒生的高帽，自稱「泰西儒生」實行所謂的「去佛補儒」的策略。其實天竺的佛教在東漢初傳入中國時僧侶也是借用道教的思想去宣教，令中國的民間信仰來過「大雜燴」；觀音、如來佛祖和玉皇大帝、哪咤等各種道教信奉的神祇「相提並傳」。這就如現代美國電影Marvel的「英雄人物」愈來愈多，好不熱鬧，卻又好不混亂。
及後，無論西來的佛教，以中土的巫術發展而成的道教都和自孔子以來的儒家思想互相較量，爭取信徒和支持者。在不同朝代，不同皇帝都互有勝負，各有興衰。儒家自魏晉以後沒落式微；佛教卻大盛起來，道教卻受李姓皇帝吹捧，在唐朝有所復興。幸至北宋南宋，儒家諸子自強起來，在儒家思想中加入佛道的出世思想，豐富了形而上的思想系統。因此，儒家在中國亦凡多變由孔孟的「原始儒學」，漢朝的「經學」，到宋及明蛻變出「理學」，又稱新儒學，明朝稱為「心學」，是王陽明上承南宋陸九淵的儒家一脈。
各地的宗教是會不斷接觸，互相抗衡和互相滲透的，歐洲來華的天主教也不得不與儒家士人交往，爭取支持。利氏的策略是成功的，他結識了一班傑出的士人如徐光啟等。另外，他亦致力培育本地聖召的人，如鍾鳴仁、黃明沙、游光輝、倪一誠和徐必登等。這些人最終大都皈依天主教，成為本地的力量，所以就算日後傳教士離開或身故，天主教的種子尚在中國的土壤裏，以得承傳和發展。這就是所謂的「本地化」策略之一。
利瑪竇來華28年，總計他的成績是卓越的。傳教由澳門到肇慶到南京甚至能進入北京的宮廷，只欠覲見明朝皇帝，可說已是前無古人了。他也是中西文化的大使，把中國的《論語》譯成拉丁文，又把「西學」如世界地圖、科學、數學理論和科技（如自鳴鐘）等帶進中國，令中國人大開眼界，功勞之大，遠勝元朝時的馬可勃羅，難度之高，實可比擬西漢的張騫通西域；而傳教之誠，又可與唐貞觀年間的玄奘到天竺取經及回國翻譯佛經的巨大努力。筆者認為儘管教廷尚未為利氏封聖，但他已為世界為天主教的福傳立下不可取替的功勞。
與恩保德神父對話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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