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由漁村發展成為國際都會,經歷了晚清、民國、抗日戰爭、大陸解放等不同年代。由於香港本身的文化根基淺薄,而殖民地政府亦不以香港的文化發展作為關注的重點。從一開始,香港的文化只是仰賴從廣東及北方省份斷斷續續南來的移民所遷移過來的。從中土移居香港的移民,包括了大批的知識分子。一般來說,抗戰以前移居香港的文化人、書畫家,以來自廣東的為主。
這些知識分子中有屬於傳統文化的維護者,包括科舉時代培育出來的國學大家,也有受西方新進思想影響的文化人,加上來自廣州及在本地成長的買辦和商賈,各自利用他們的文筆和金錢支持各自擁護的派系。這些人透過不同渠道向社會發放他們的主張,點點滴滴的整合了香港的人文景觀。
早期書畫活動與廣東一脈相連
香港早期的書畫活動和中國鄰近廣東的書畫活動一脈相連。晚清時期,響應民主革命號召,先後到港從事革命宣傳工作的文藝界人士,利用香港相對開放的言論空間,出版報紙、雜誌,爭取輿論空間,鼓催革命,以此地為推翻滿清政權的基地。潘達微(1881-1929)、何劍士(1877-1917)、鄭磊泉(1845-1918)、黃少梅(1886-1940)、高劍父(1879-1951)、陳樹人(1883-1948)等。書畫家更利用他們高超的筆墨技巧,繪寫漫畫,通過報紙、雜誌大力宣傳革命思想。
辛亥革命(1911)後,仍然效忠於滿清皇朝的遺老來港發展,這些翰林公,包括從廣州來的陳伯陶(1855-1930)、賴際熙(1865-1937)、桂坫(1865-1958)、岑光樾(1876-1960)、溫肅(1878-1939)等。他們熱衷傳播傳統文化。除了以上的革命美術家和前清文人外,民國初期在港從事書畫活動的傳統國粹派與新國畫派相容並存。
中國畫研究會與嶺南畫派
從1937年到1941年間寄寓香港的書畫家包括兩個廣州主要的藝術體群:中國畫研究會和嶺南畫派的成員。中國畫研究會旨在維護中國畫的筆墨傳統,而嶺南畫派的中心人物高劍父則以革新中國畫為己任。二戰前,各派書畫在的香港活動非常頻繁,他們組織畫會、繪畫班或書法講座,也經常舉辦書畫展覽,而文人雅集也是他們經常舉辦的文藝活動之一,對當時文化起點不高的香港來說,帶來了長足的發展。
1931年,侵華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後,又於1937年7月7日在北平附近挑起盧溝橋事件,中日戰爭全面爆發。香港成為內地難民的避難所,大量中國文藝界人士移居香港,其中來自和廣州和周邊地區的藝術家在香港的結集,令香港的中國書畫得到了空前的發展。1941年12月25日,香港也淪陷於日軍之手,流寓香江的藝術家又回到國內或轉移到澳門避難。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逃避戰爭的大批難民湧入,使香港出現嚴重的社會問題,住房問題、醫療和衛生等等,社會負擔日益沈重。香港淪陷之後,雖然有大量難民離港,但滯留香港的居民,生活更加困難。這3年零8個月的期間內,藝術活動停頓,亦有藝術家先後罹難。其中杜其章、羅落花、吳梅鶴在抗戰前已活躍於香港藝壇;溫其球、麥公敏、胡藻斌則是抗戰爆發之初避難至此地而罹難者。
就在這抗戰勝利紀念之年,我們在此回看一下這些因為戰爭而中斷了藝術事業的書畫家們:
杜其章(1891-1942)
杜其章,字煥文,別號小浣草堂主人,福建泉州人。早年參加反清革命,民國建立後來港經商。他長於文學藝術,尤以書畫為最,為當時書畫文藝界領袖,海內外書畫名家到香港籌開畫展,必先拜訪。1927年,他在香港組織香港書畫文學社,被推為永遠會長,文學社以保存國粹為宗旨。會員還有羅落花(1889-1942)、傅壽宜(1873-1945)、譚汝檢(1848-1938)、潘達微(1881-1929)、謝家寶(1880-1968)、鄭春霆(1906-1990)、羅叔重(1898-1969)、馮潤芝(1851-1937)、尹笛雲(1860-1932)、高劍父(1879-1951)等,社友遍及海內外。他亦積極參與畫人社會活動,擔任香港東華醫院總理、保良局總理、裕茂行東主、裕昌盛行東主、福建義學主席、香港文化事業社董事長、非非畫報社社長、中華學術會顧問。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他在香港、澳門、廣州等地開書畫展覽會,籌募善款,賑濟災民。又成立香港中華藝術協進會,宣傳抗敵救國,又被推為主席。有說杜其章於香港淪陷後某一天外出,被日本兵捉去,從此失蹤。
杜其章書法雄健清秀,擅真草隸篆,尤以楷書為佳。他在音樂方面素養極高,善操古琴,被稱為「絕響」。
羅落花(1889-1942)
羅落花,名海空,廣東台山人。少時拜潘達微學國畫。稍長,受陳樹人、鄒魯(1885-1954)等人的進步思想影響,追隨孫中山先生,籌劃辛亥革命運動。後加入國民政府,官至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第一師參謀。國共相爭期間,革命軍將領受到迫害,羅氏逃往香港,時維1927年秋。羅氏抵港初以撰寫文稿維持生活,又在長城、華僑、南方等中學執教。一次,聖保羅中學邀請南北落花演講。北落花為1935年到港出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進行教育改革的北京大學的許地山教授(1894-1941),南落花即羅落花,羅氏主講《中國歷朝文學變化史》,演講深受好評。1928年,加入杜其章創立的書畫文學社,承擔日常會務,組織雅集和編輯《非非畫報》。1934年,與參與組織書畫文藝社。
1941年香港淪陷後一年,54歲的羅落花餓病交煎,而朋友星散,借貸無門,卒困躓以死。其弟子鐘毅弘等為其編輯出版《落花文集》一卷。
羅氏曾先後為潘達微主持香港《循環日報》,發刋美術特刋《微笑》,又主編《非非畫報》、《天荒月刊》、《南方日報》和《新中日報》等刊物。凡攝影、戲劇、電影、書畫、金石、篆刻皆備。抗日戰爭爆發後,海空與書法家杜其章等人,在香港、澳門舉辦書畫展義賣籌款,獻給十九路軍作軍費。羅氏對培養書畫人才,亦不遺餘力,參與書畫文學社,招生授徒。熊氏三雙(耀雙、碧雙、佩雙)乃其得意門生,她們在香港、上海、南京,以及美國等地舉辦書畫展時,都自名為「落花弟子」。
吳梅鶴(?-1943)
吳梅鶴,字瓞昌,自署冷香館主,廣東香山翠微鄉人。吳氏早年畢業於廣東高等師範學院,從傳統國畫大師李瑤屏遊,專山水,復師劉海粟,習西洋畫法,又問畫於國畫革新派的高劍父。吳梅鶴對中西繪畫都用心鑽研,關注中國繪畫的未來發展。吳氏嘗往來澳門,以澳門風景入畫,澳門葡萄牙人文第士,篤好中國文物書畫,文第士亦多所購藏。1924年,澳門當局舉辦第一次美術展覽會,展出吳梅鶴中西畫。同年,吳氏徏居香港,1930年,黃般若(1901-1968)、邱代明(留法)、吳梅鶴等創辦中華美術學院於鐵岡,設國畫、洋畫、攝影等科目。授徒頗眾。香港淪陷,窮病交迫,1943年,死於毒痔,年僅逾40歲。
溫其球(1862-1941)
溫其球,字幼菊,號菊叟,別署語石山人,廣東順德龍山人。其父瓞園先生為廣東首任軍裝局總辦。幼菊為瓞園先生第5子,幼擅繪事,師從宋光寶入室弟子許礽光習畫。33歲時,以國事日非,投筆從戎,任職旅順軍港,隨丁汝昌行軍海上,甲午戰役後,解甲歸里,專注繪事,於山水花鳥魚蟲人物無所不習。50而後,力求渾樸,上追宋元,綜貫百家,於山水、花鳥、魚蟲、人物無不臨習。作畫自立規範,作法花果寫生,純用沒骨,著色雅淡,為惲南田一派。山水則以寫青綠最擅,以院體雙鈎之法為之,喜作巨幅。溫氏亦精於書法篆刻。溫氏堅守傳統,視二高一陳的嶺南一派改良國畫為「野狐禪」。1925年,與潘達微、李瑤屏(1883-1937)、趙浩公(1881-1947)等人組織國畫研究會於廣州六榕寺,與新派對陣。
廣州被兵,暫返故鄉,後經澳門,轉而遷往香港,由於不堪憂患,在香港淪陷前二月病逝,時1941年9月。香港光復後,其子仲良,於1947年5月12日,展其遺作於勝斯酒店二樓。
麥公敏(?-1938)
麥公敏,名汝坤,號公敏,番禺人。受畫家父親薰陶,擅畫花鳥山水,亦治篆刻。習武藝,曾任廣州精武會董事。麥氏少年時經營洋莊,獲利甚豐。因熱中新思想,進入醫藥學校研究多年,熟英、日、拉丁各國語言,頗多工業化學發明,著有毒藥學、調劑學等著作問世。麥氏生平最惡鴉片,組織自強戒毒會,勸民戒毒,又以中國傳統接生法令新生嬰兒多夭折,遂與梁培基、潘達微等創河南贊育醫院,用西方接生及消毒法,減低孕婦及新生兒的死亡數字。
廣州淪陷,麥公敏出走澳門,經沙灣遇劫,財物盡失,由澳門轉道香港。麥氏的5子2女,其中4子隨軍供職,3子皆歿於戰爭中。麥公敏到香港後,憂鬱成疾,客途中醫藥不濟,卒於九龍廣華醫院。
胡藻斌(1897-1942)
胡藻斌,別字翰青,號靜觀樓主,廣東順德豸浦村人。胡藻斌在日本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參與革命工作。胡氏於1911年返國,1926年受任北伐軍總政治部藝術組宣傳主任,統一之後,解甲後歸粵。1928年,得粵政府資助,赴日本、俄國考察。他在1930年回香港,未幾漫遊東南亞、中東、俄羅斯,轉歐、美、非各大洲,見識和畫藝隨日而進。胡氏於遊歷期間大事搜集關於老虎的藝術品,亦隨土人出獵,拍攝老虎的生活形態,以作參考。1931年再至南洋星洲,以教畫為事,兼任星洲日報圖畫編輯。1934年胡氏回廣州,繼而舉家遷上海,設形象藝術社。盧溝橋事起,寫老虎一百幀賑濟戰難。上海易手之前,胡氏南返香港。
香港不久亦淪日軍之手,胡氏隱名潛伏。於1942年6月18日,偕夫人及女公子三人喬妝,企圖乘漁艇到江門,轉韶關再赴重慶,不料剛抵達江門,即為警識破行藏,被押回香港,日軍威逼利誘,欲使為其工作。胡氏誓死不從,日軍無奈,於8月11日釋放。胡氏念念不忘返國,友人力勸他留港醫治經受酷刑之軀。胡氏終不聽,憤然而去,可惜積勞成疾,抵達開平不久於1924年辭世,時年46歲。
胡藻斌詩、書、印、畫幾乎無一不能。繪畫方面,工筆、意筆、西畫等樣樣皆通;題材方面也是廣涉山水、花鳥、走獸等,是一個多才多藝的畫家。胡氏尤其擅長畫虎,能將老虎的各種情態通過中西結合的技法,表現得栩栩如生。
結語
抗戰期間,各地遷移香港的藝術家與原來已經在香港活動的書畫家結合,形成了一個活躍的藝術群體,在創作之餘,他們以抗戰宣傳為共同目標,組織畫展,舉行義賣,籌集捐款賑濟戰難,造就了香港書畫發展的第一個高峰。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後,書畫活動的發展中斷,一直到1945年光復後,逃避戰亂的文藝界人士相繼回港,書畫活動才得以重新發展起來。
香港這個國際金融城市,一向緊追世界大潮,從事書畫創作之事,從來就步履艱難。自19世紀末,從廣州南來的書畫家就一直在此耕耘,一部分因生活困頓和戰亂的磨難去世,大多數人的名字則慢慢在歷史上淡出。但經過一百多年來的風雲變幻,文化的根苗猶在,香港的書法家保留了最純粹的中國書法筆墨傳統,在此地從事繪畫創作的畫家不少,香港的私人中國繪畫收藏也非常豐富,處於華人地區的前列。在這個表面完全西化的城市,書畫創作、欣賞和收藏的風氣仍然保存着如此的氛圍,必然與中國書畫本身的魅力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