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完善選舉制度」後會帶來什麼變化呢?香港教育大學前校長、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教授認為,原來的雙普選路線圖已窮途末路,故中央需要出手,但新的路線圖尚未清楚說明,仍會有許多變數。
他相信,中央有很清晰的目的,就是希望香港仍然是一個與內地有許多不同的特別行政區,但香港一定不可以成為北京認為威脅國家安全、破壞國家利益的地方,兩者之間要找一個平衡點。
新選舉制度會為香港帶來什麼變化?
為何中央要決定大改香港的選舉制度呢?按官方的說法,就是要完善選舉制度。張炳良相信,「完善」的意思反映中央對香港政治制度所產生的問題存在憂慮,特別是經過2019年以來發生的事情,(中央)要撥亂反正,要確保「愛國者治港」,要反中亂港者出局,亦要讓社會上不同界別均衡參與,這都是(完善選舉制度的)出發點。他認為,現階段爭論改變選舉制度是否必要,在政治現實上沒有太大意義,應該討論的是,新選舉制度為香港帶來什麼變化。
張炳良說,香港自回歸以來,按照《基本法》所走的政治發展軌道,其實已經「易軌」。特別是在2007年底,中央提出的政改邁向雙普選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原來的設計是逐步增加普選成分,到2017年便可以按《基本法》規定,經過評核委員會提名,普選行政長官。可是,2014/15年的政改爭論,包括佔中的衝擊,致使局面無法突破,到底哪些因素造成2015年政改的失敗呢?
他說:「我相信許多方面都有責任,包括泛民主派。然而無論如何,經過了過去幾年的事情,到今天再爭拗假如當年不是這樣,又會怎樣,沒有多大意義。反而我覺得,既然有這樣的改變,儘管社會上出現很大爭議,有些爭議也未必充分浮出水面,為什麼呢?因為整個過程牽涉到一些新設計的機制有選舉權,亦有一些組別原有的選舉權被拿走了,這個過程一定充滿政治利益的含意。然而無論如何,在香港,就算有這樣的變化,在新的框架、新的軌道內,如何能夠做到在既定的選舉制度中,儘管對於制度本身或有不同的看法,但都要確保制度內部要公平、公正和公開。」
另一方面,中央強調雙普選的目標,按照《基本法》仍然存在,仍然有憲制上的責任,要邁向雙普選目標。「原來的軌道是逐步增加普選成分、地區直選成分,最終達至普選。現在雖說改了軌道,但目標不變,新的路線圖會是怎樣的呢?今次人大的決定,包括修改《基本法》附件一、二,都沒有充分說明,可能仍然需要蘊釀,需要思考,要看新的選舉制度實行之後結果如何,因此許多變數仍然存在,而在這個最初的階段,很難預測這變化會帶來怎樣深遠的影響。」
他相信,香港有些市民心情會變得複雜,「一方面,他們希望能夠停止兩年來的亂象,社會回復穩定,也希望中央多了解香港;另方面,對於新政制帶來的不確定性增加,這都需要各方面注意和透過實踐,令新制度真正走上邁向雙普選的道路。」
香港回歸後無可避免納入中國大循環
如何理解這次改變選舉制度與一國兩制的關係,又或如何理解過去多年來對一國兩制實踐的判斷?張炳良覺得,不同的角度看,會得到不同的答案,像「瞎子摸象」一般,「你摸到象鼻就會覺得是這樣;摸到象尾又會覺得是那樣」。一國兩制究竟是不是走了樣,或者「名存實亡」,這很視乎原來對一國兩制怎樣理解。
他認為,一國兩制在設計的時候,最初的出發點是「保持現狀」,即香港保持當時的狀態,或者將八十年代認為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的體制,以及當時香港各方面的制度保持下來,到1997年7月1日也按照這個制度走下去,認為這樣便可以令香港繼續繁榮穩定。因此,八十年代初港澳辦主任廖承志曾說過:「馬照跑,舞照跳」,一切不變,只是換了旗幟,換了總督(特首)。可是,現實的發展並不是這樣簡單,現實的政治也不是這樣簡單,要通過1997年7月1日回歸之後的實踐,才能顯示究竟好處在哪裏、問題在哪裏。
「實際上,1997年7月1日之後,過去20多年不斷見到許多問題,任何社會都會經歷一些問題,這跟社會制度沒有很直接的關係。過去20多年我們認為,如果走到雙普選,實現民主制度,很多問題便會迎刃而解,但如果真是這樣簡單,美國、英國便不會有問題,但事實上他們也充滿問題。因此,社會問題永遠是源源不絕的,不同的制度,解決問題的方法也相同,亦可能有掣肘他們解決問題的種種障礙。
「我們回顧回歸以來一國兩制的實踐,應該再總結一下,香港在回歸以後,無可避免會納入中國的大軌道中,就像地球繞着太陽轉。這個變化跟1997年之前很不一樣:1997年前是英國管治,香港當時被視為『西方世界的香港』;回歸以後,儘管西方大體上認為香港沒太大變化,但在憲制上,香港一定會被視為『中國的香港』。香港在制度上可以跟內地很不同,繼續保留國際城市的身份,在經濟、金融等許多方面與內地不一樣。」
他接着說,這個變化與香港人對自己身份的理解,過去20多年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的問題,即究竟是「香港人」、「中國人」抑或「中國香港人」,在回歸以後,這種困擾無可避免,問題是如何理解。
望新選舉制度走出新路邁向雙普選
「我的理解是一國兩制在『轉軌』後的香港,納入中國這個大軌道後的必然經歷,或者可以說是『陣痛』,但如果好好正視這些矛盾,同時容許香港保留不同的制度,抱着善意的態度,是可以處理『融合』和『分開』兩者的矛盾。然而,2019年以來的衝擊,對香港傷害很大,亦令中央重新評估對國家安全帶來的威脅,特別是在全球地緣政治背景下,中美關係的變化。
這些因素歸納起來,中央於是作出判斷,認為原來政改的路線圖會帶來更多問題,因為只要泛民的『關鍵少數』不支持,政改便寸步難行,因此中央認為過去的路線圖已去到「窮圖末路」,希望改變可以走出一條新路,目標同樣是邁向雙普選。」
他坦言,他覺得目前的路線圖仍然未清楚,但不認為一國兩制結束了,「中央是有一個清晰的目的,希望香港仍然是一個保留許多與內地不同點的特別行政區,但一定不可以變成威脅國家安全、破壞國家利益的地方,兩者之間要找一個平衡點。」他說。
張炳良教授談香港改選舉制度的影響(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