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視野與人類責任
隨着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以及智庫熱的興起，我們每天都能聽到「國際化」「全球視野」之類的大詞彙。在我看來，所謂國際化，是用國際比較的眼光看中國、看他國，而不是以中國為參照看世界；所謂「全球視野」，是分析中國問題和講中國故事時，腦子裏必須有全球背景。先有一個關於全球的框架，有一張全球地圖，有一套立足全球的知識體系，一種以全球為立足點看問題的角度。
我曾利用哈佛訪學的間隙到世界銀行訪問。在世行的中國朋友給我講的一件事，對我理解全球視野很有説明。世界銀行為了增進員工解決全球問題的能力，往往不讓本國籍的員工做該國的專案。比如，現在很多中國人就在做非洲專案、柬埔寨專案、拉美專案，而很多美國人等則在做中國專案、印尼專案、越南專案等等。
這樣做的好處，一是避免在做專案時先入為主，不去花功夫發現受援國所要解決的真正問題；二是有利於國別之間的經驗教訓借鑒。比如，中國人去做拉美或非洲專案，自然會想同樣的專案在中國是如何實施的，如何將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引入自己所承擔的專案。
哈佛學生和研究者的全球視野是天然的，當然這裏也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由於她的地位，國際上哪怕是最牛的學者、教授和政治家也以在這裏露一臉為榮。
看看涉獵的主題和授課人，你就可以管窺哈佛學生是在一種怎樣的環境下培養國際視野，是在一種怎樣的氣場養成自己的定力的。
至於對人類的責任，還是以我呆過的甘迺迪學院為例。甘迺迪學院創辦於大蕭條之後的1936年，學院的院訓為「問問你能做什麼」（Ask What You Can Do）。這來自於美國前總統甘迺迪的名言：「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而應該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麼」，旨在培養學生的公共服務意識和能力。這很符合對照當下的反腐：政府人員是為人民服務的，給你權力是要你提供公共服務的，不是用來斂財的。
校訓下面對應的幾個詞構成了甘迺迪學院學生的責任：一是「知識」（Knowledge），即用你的知識做什麼；二是「地方和全球」（Local and Global），即你能為地方和全球做什麼；三是「城市」（Urban），即你能為城市做什麼；四是「展望」（Perspective），即你能為未來做什麼。
一流教授研究一流真問題
哈佛教授的名頭是各院系學生最引以為傲的。走進每一個院系，牆上都掛着建院系以來最「大牛」的教授。經濟系的走廊兩邊擺滿了一長串的大牌教授，如熊彼特、森、曼昆、巴羅、費爾德斯坦。在甘迺迪學院，就有阿利森、博克、伯加斯、克勞福德、格萊瑟、哥德史密斯、喬根森、奈、普特蘭、薩默斯、紮克豪斯等。學生每天沿樓梯走上去，就相當於每天跟這些「大牛」道早安，也激發起他們向前輩挑戰的雄心。
通過與哈佛一些教授的交流與觀察，我對這些教授何以一流得出幾點感悟：
一是選定真問題。大量的研究看上去是問題，但不一定是真問題，也不是重大問題，是過幾年就不是問題的問題。這裏的教授在選定研究問題時，是非常謹慎的，經過反覆權衡，絕不會為了錢去做。在這方面，傅高義堪稱典範。上個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日本大量產品輸出美國市場時，大多數美國人根本不屑一顧。
傅高義經過多年研究的《日本第一》在美國出版，引起美國人對日本的重新審視，加大對日本為何成功的研究和政策應對。同樣，在美國人對中國近30年的奇跡傲慢地以老套范式看待時，傅高義十年磨一劍，出版了在美國引起轟動的暢銷書《鄧小平時代》。這樣的例子在哈佛比比皆是。他們靠自己的遠見、對真理的追尋、對事實的分析，改變了社會的偏見，矯正了政策的調整，推動了人類的進步。
二是不受干擾地、「神經質」地專注於一項研究。這些大牌教授一旦確認了自己所研究的大問題，就心無旁騖地追蹤下去。這一點差不多成了我所見的一流教授的共同學術品格。比如，帕金斯在完成《中國農業發展：1368-1968》時，中美還沒有建交，只能到香港去收集資料。當他在資料的故紙堆裏迷惑不解時，就會跑到香港最高的大樓上遙望大陸。再以傅高義為例，為了寫作《鄧小平時代》，他以70多歲高齡，每年到大陸多次，訪問與鄧小平多有交集的差不多所有人士，到過鄧小平所有工作、學習、生活過的地方。我去拜訪他時，他仍操着一口四川音，感覺他仍然還沒有從研究鄧小平的情景和情感中解脫出來。
三是不輕易相信已經給出的結論。我在與這些教授交流時，這個感覺非常明顯。有許多問題，我們以為是有定論的，是基本事實的東西，但這些教授不會輕易相信。他們會窮盡所有的文獻，重新審視每一種說法，掌握充分的事實，經過客觀嚴謹的分析，給出自己的結論。跟他們交流的過程，就是一個提升自己思維的過程。你不敢輕易說這個就是事實，那個就是定論。在和你聊他們關心的問題時，他們會跟你從頭往下刨，會關注你講的事實，但絕對不會相信你說的結論。如果他覺得你的研究已經給出正確的結論，他們就覺得這個問題沒有必要研究了。
四是對所研究的問題刨根問底。與我們很多「大牌」學者善於給出大判斷不同，這些「大牌」教授更注重細節，善於從細節中形成獨特看法。這裏的一流教授在交談中會對細節癡迷，不輕易放過每一個旁枝末節、每一個細小現象。他們會不斷地問，不斷地跟你討論，有時候還會再回過來求證。
五是小題大作。儘管是「大牌」教授，他們研究的很多問題都是從小處着手。在哈佛包括在其他美國大學的學者，沒有多少學者會在年紀輕輕時就問那些終極的大問題。這些「大牌」的出名作都是非常小的題目，比如裴宜理就以研究華北的叛亂者和革命者而立於學術界。再比如我所在的甘迺迪學院Ash中心主任安東尼·賽奇教授，他上個世紀70年代作為第一批中英交流學者到中國學習，並因「開門辦學」到揚州的一個人民公社鍛煉。到現在，他還每年至少七八次到中國的鄉村調查，並於去年出版新書《中國村莊、全球市場》，以東莞一個村子的變遷研究中國的全球化。他們善於通過對非常細小問題的研究得出一些基本結論。我在與他們的交流中，就經常被這樣善意地提醒：「這個問題很重要，但似乎面太寬了，能否聚焦一下。」好的研究一定是可實施的，可觀測、度量和檢驗的。
我們平常往往會提出很多大題，但是小做，而哈佛這些大牌往往是小題大做。我們經常是十分武斷地說「我判斷，我覺得」，但這些「判斷」和「覺得」的東西是怎麼出來的，研究過嗎？證偽過嗎？
六是好作品是寫出來的，不是說出來的。在哈佛，好教授都是勤於筆耕的。我到哈佛不久，80多歲高齡的帕金斯教授請我吃飯。我見他時第一句就是問他在忙什麼。他告訴我，剛剛完成《東亞經濟發展》專着，已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接下來還要將三本舊著進行修訂再版。之後見賽奇教授時，我也問他在忙什麼，他也告訴我在寫書，只是被太多的行政事務打斷，並叮囑我在哈佛期間要利用難得的清淨寫作。去見裴宜理時，她也納悶中國學者為什麼一出名就只說不寫了。她非常嚴肅地說：「一定要寫！」我現在也愈來愈覺得寫和說是不一樣的！寫是要落到紙上的，是有邏輯的，是需要嚴謹思考的。不寫是不會嚴謹的，不寫你的思維會愈來愈僵化，不寫會愈來愈變成主觀主義者。
七是與年輕人的代際交流。在哈佛，我也跟一些教授討論過為何招博士。他們說，更重要的是學術交流。對教授來說，博士生的作用是開拓他的領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博士生會就一個新的領域開拓，可以説明老師更新知識。哈佛教授非常注重和學生之間的交流。甘迺迪學院的老師不大願意莫名其妙的人去拜訪，但是非常願意和學生交流，原因就是學生能給老師充電。一流的教授，一流的學者，必定善於跟比他小的年輕人交流。
聚集全球最聰明的年輕腦袋
哈佛最可愛的地方，是她能招收到全球最優秀的年輕腦袋。以2013年為例，哈佛學院接收到27500份入校申請，有2175名得到許可（佔8%），其中，1658名可以註冊（佔7.6%）。一年級新生95%畢業於高中階段前10%的學生。人們稱哈佛學生時，一般指6000多名在哈佛學院的學生。
像我們這種在哈佛訪問的，是不算哈佛人的。中國每年能進到哈佛的本科生差不多就8-10名。這些本科生中60%的學生是有獎學金的。
這些學生好比哈佛的皇族，受到特殊的「關照」。為了保證對他們的教學品質，一個教授無論學術水準多高，都必須給本科生上課。一些專門給本科生開的課程其他人是註冊不進去的。他們的學習、生活都在哈佛庭院裏面，住在12處學生宿舍。桑德斯劇場裏的學生食堂只向這些本科生提供，我們這些人想混進去吃一頓都會被請出來。
有這麼好的條件，對他們的要求也非常嚴苛。每一門課老師都佈置學生閱讀至少十本以上的圖書。學生們需老老實實把書借來，認真閱讀，否則就跟不上課程，在討論課上，插不上嘴，也難以完成課程論文的撰寫。讀書對所有哈佛學生來說，都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在圖書館裏讀書到通宵，是不少學生都曾有的經歷。
與哈佛學生的交流過程中，更感覺出學生的思維邏輯非常縝密而富有條理。
這一方面與他們的智商有關，更主要是因為他們接受了系統而嚴謹的知識訓練。這裏的學生提問，不會問那種讓你無法回答的「大問題」，也很少有那種偏激或偏執的問題；他們非常善於傾聽，在和你交流時，能注意從交流中吸取他想要的東西。
我也能由此感覺到中美學生的一些差異。他們有一種發現的天性，相信任何一個問題沒有唯一解。與美國學生相比，在哈佛的中國學生無疑也是最優秀的，但總覺得我們的學生在質疑和另闢蹊徑上缺那麼一點。同樣是討論中國問題，西方的學生天性裏是不相信的，不會覺得這個東西有既成的答案。美國學生總能在他的知識框架下提出不一樣的看問題的角度，中國學生問的問題和思考的邏輯，總讓你有似曾相識之感。多陳述少疑問，多套路少分岔，說幾分鐘後你就明白他想說什麼，知識背景是從哪裏引出來的。
這種「發現」天性的差異是怎麼導致的？我沒有深入研究。但我覺得可能跟中美兩國小學到中學的教育方式有關。美國的學生從幼稚園、小學、初中、高中，一直玩着學，到大學開始灌輸系統的知識。
在美國大學裏，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生是非常辛苦的，一級一級往上，愈往上愈辛苦，訓練非常嚴格。一個人很小的時候遵照天性發展，沒有任何顧忌，進到大學以後，在靈感和天性的基礎上開始進行嚴格的訓練；再往上，比如說要讀博士就要受更嚴格的訓練。
反觀我們的教育，孩子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就是做題、考試，基礎訓練是嚴格了，但「發現」和靈感被磨滅了。我們的教育，非常大的問題是發現的能力基本被泯滅。如果不在這上面下大功夫改進，還談什麼創新？
豐富的捐助和充沛的資金池
哈佛大學受捐資金居於世界科研機構之首，在2013年已經累計達到320億美元，是僅次於比爾與美琳達·蓋茨基金會的捐贈基金。哈佛年平均科研經費超過7.5億美元，為14個學院、上百個研究機構提供支援。2014年9月，香港恒隆集團及恒隆地產陳曾熙家族旗下的晨興基金會（The Morningside Foundation），宣布向哈佛公共衛生學院捐贈3.5億美元，這是哈佛大學創校以來獲得金額最大的單筆捐贈。從2007年開始，收入在6萬美元以下的家庭不需要為進入哈佛的孩子支付任何費用，收入在6萬到8萬美元的家庭一年只需支付幾千美元，收入在12萬到18萬美元的家庭只需支付他們年收入的10%。
在校長和各學院院長、中心主任看來，他們最為榮耀的事情是弄到了多少錢，搞錢是他們在任期間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在哈佛校園和各院系，大到大樓、圖書館，小到教室，都以捐助者的名字命名。比如哈佛法學院的101教室是美國最大的律師事務所捐款，就標上了這個律師事務所的名字。
有錢就是任性，但比金錢更任性的是聲譽。我在哈佛的時候親歷了麻省理工學院規劃學院接受一位香港企業家1.18億捐贈的過程。這位捐助者最初從香港到MIT規劃系讀書時，太窮了，為了支付房租，原來的床是一層的，後來就做成兩層，自己睡上面一層，把下面的一層租出去，用租的錢養上面的租金。
他把錢捐助給麻省理工學院規劃系，用於資助他們在中國的研究和培訓。捐錢也是很有講究的。捐款人不能以此干預學校如何使用資金，不像國內的一些捐款人，拿了點錢就每天盯着學校的業務，甚至親自下指示。美國的學校不接受這樣設置附加條件的捐助。你捐款是看重學校的聲譽，相信他能用好，也有用錢的能力，學校對這種附加條件會非常警惕，怕金錢影響學校的獨立性。
所以，這筆錢的捐贈雙方來來回回就在這件事上談。最後，麻省理工學院為這筆錢專門成立一個董事會，主席是現在香港大學的校長，委員會監督這筆錢的使用，校方自己也不管這筆錢。
不同的人，會從不同的角度談哈佛。我觀察哈佛的目的是期望這些能對中國建一流大學、一流智庫有所啟發和借鑒。在和國外一流大學比較的基礎上，提高我們自己。
哈佛大學的一流之處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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