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的古今解讀──從孔子、柏拉圖、摩西說起

編按：2017年6月10日，城大公共政策學系助理系主任兼高級特任講師張楚勇博士擔任「周末時事講堂──城大公共政策、政治、哲學公開講座系列」講者，以主題「新任特首林鄭月娥──管治之權與政府的角色」發表對新政府班子的看法，內容豐富，本社將分四篇刊出，以饗讀者，第二篇演講內容如下：

林鄭月娥為何有權去管我們？在人類的政治經驗和歷史發展內，政權的擁有者憑什麼有權去管我們？德國的社會學家韋伯（Weber）在界定什麼是國邦（the State）時，認為國邦是「對強制權力的合法壟斷」（legitimate monopoly of coercive power）：即國邦擁有武力去執行所有強制權，並將強制權利交給自己，有權利和正當的合法性，去宣稱自己是統治者，假如其他人有強制力則會被定性為非法和賊匪。

從善治到自由至上

那麼為什麼林鄭月娥有權去管我們而不是我們管她？假如一路推論到最後，林鄭之所以有權是因為她是通過香港法例選出來的特首；香港法例是根據基本法來制定，而基本法則規定了特首的權限與任命；特首權力與基本法是經過這些正當程序制定，源於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如果將政治體制一直向後推論，特區權力源於中國是一個統一和具有主權的國家，北京是行使主權的單位。如果追問下去，為什麼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有權去管整個中國？究竟主權何來？為什麼他們有權管我們？如果再進一步推論，從香港的例子推到人類的歷史洪流分析，我們發現自古以來，政府與政治權威一早便出現於神話及遠古的歷史文獻上。但究竟早期的人類如何嘗試宣稱其權力的來源？政治何時才開始出現「順乎天，應乎人」的講法？

概括地說，以西方的標準來分析（由於西方主導了近4、500年的現代化情況，不論喜歡與否，人類基本政治觀念深受其影響），西方政治歷史的發展基本上可分為兩大時期：一個是經典或古典時期，另一個是從15、16世紀開始的現代時期。大概在4、500年以前，當時政府依據特定的思想和做法去宣稱為什麼他們有權去管治人民，以及為什麼他們可作集體決定和享有強制權，以處決違反命令的人。自可靠的歷史出現後，從古希臘開始一直至15世紀左右，這段時間是屬於古典時期。這個時期的思想和做法是，由於要處理公眾的事務和一起解決問題，群體需要尋求正當性的政治權威去代替或幫助集體作決定，以達至善治的理想。政治思想從古希臘蘇格拉底至柏拉圖以來，一直至西方14、15世紀時都依據這種做法。

與此同時，在地球的另一邊，西方的善治在中國也有相應類似的講法，可見在幾千年前，不同地區都有出現類似的思想。例如孔夫子的說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今仍令人耳熟能詳，影響深遠。孔夫子認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並最終達至「止於至善」。孔子說的大學當然不是今天理解的大學，而是指大的學問，即處理人類最重要最根本的學問，在政治上要「平天下」和「行仁政」。孔子說的「仁政」類似西方說的「善」，英文是the Good。在經典年代，當時人覺得管治的基礎是君權神授。由於權力由上天賦予，所以統治者必須行仁政，從事合符道德的好事，否則會遭天譴。社會、政治群體、或人的集體是追求「善」。如果統治者只為自己的私利而不追求「善」，根據孟子的講法，他們是暴君和匹夫，人民有權進行革命，可打鑼打鼓地把他們推翻。但如果統治者在扮演「君」的角色時，人民便要聽話，即是「君君，臣臣」的關係。早期中西方的政治理念兩者之間儘管存有不同的差異，但大方向都相同。所以在15、16世紀之前，西方要追尋的，不論是榮耀歸於上主、或「善治」等終極的完善美好理想，都是對群體有公益的。只有真正追求這些公益和「善治」的人，才有權去行使政權，否則的話，他只是暴君，人民可以把他推翻。西方17世紀出現了限制王權與民主共和制的政治運動，中國人要在二十世紀1911年才推翻帝制，彼此足足相差了幾百年。

那麼為什麼在16、17世紀西方開始出現轉變？很多不同的原因令西方社會在近代出現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其中最大的轉變是個人的冒升。以近100年的經驗來說，為什麼作家巴金會寫《家》、《春》、《秋》？《家》是講主角要從大家族和大家庭中解放出來。胡適介紹易卜生的作品《娜拉》時講主角娜拉出走，但為什麼娜拉出走的意義那麼重要？其中一個原因是，主角娜拉是女性，與傳統社會男性主導的價值十分不同。因為自古希臘阿里士多德時期以來，女性都沒有參政的權利，女性基本上在政治上是不存在的（non-entity）。雖然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一位女皇帝，但實際上，個人和女性權利在以前都同樣不受重視。

由於很多不同的原因，不論是商業的發展，或內部社會的爭持，西方社會直至5、600年前開始了現代化的法律與政治發展。好像莎士比亞描述當時威尼斯商人的情況那樣，當時威尼斯的海港好像今天的香港，生意交往頻繁及商業發達。由於商人重個人利益及四處流動做生意，他們需要需依靠各方接受、行之有效的公平法律來保障自己和貿易誠信，進而開始追求更大的個人權力，最終改變了商人低下的地位，令個人冒起。加上當時宗教戰爭的原因，新舊教之間的殺戮不斷。雙方殘忍的戰爭間接促成宗教容忍的思想，如洛克（John Locke）著名的《論寬容》（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nce）便針對新舊教之間的衝突，主張宗教寬容。由於一方的「最大至善」，可能是另一方的「最大邪惡」，好像今天ISIS與基督教文明的衝突那樣，雙方彼此衝突同時又不能完全把對方殲滅，於是當時社會開始提倡和平共存和容忍，各人可在私人領域參拜自己的宗教，逐漸形成政教分離的世俗化社會。

自容忍思想出現後，現代社會開始變得多元，什麼是「至善」已失去統一的標準，好像關於同性婚姻等的道德價值爭議，以往對婚姻或「仁義道德」的單一普世價值，到今天已變得多元。多元價值的出現，令社會提倡容忍，其中追求最大的公約數不再是追尋「至善」，而是和平共存和互不侵犯，在不影響、傷害他人的情況下，各人可有自由從事自己的事務。因此社會逐漸由宗教自由開始，慢慢演變成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人民進而要求選出自己的代表和選舉自由等等。

因此，大概在15、16世紀開始，由於不同的原因，政治權力行使的合法性由追求「至善」變成保障自由。誰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便可享有管治的合法性，這是翻天覆地的改變。因為個人自由很重要，個人可免受他人的侵犯，令人權觀念開始出現，促成自由主義於17、18世紀在西方興起。因為政府的角色是保障人民的個人自由與權利，政治權力行使的合法性需由人民授權才可管治，如果沒有取得人民的同意，政府可能會對人民的自由帶來侵犯和威脅，好像今天香港立23條的情況，港人要求先得到他／她們同意後才可立法，因為一旦定立強制性的決定後，人民便要跟從。可見西方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冒升，解釋了為什麼以前的社會由皇帝統治，逐漸演變成代議政制，而管治者的合法性原本由上天賦予逐漸改變為人民個人授權，這全都是有跡可尋。

政治行動與善︰古典的解讀

關於政治行為的特質，我們可參考20世紀政治哲學家史特勞斯（Leo Strauss）的講法。他認為政治通常是與行動分不開，不能只靠空談。為什麼我們會採取政治行動？為什麼我們需要將某些理念付諸實行？這是因為我們想改變一些東西，或想通過一些行動去保持某些現狀。如果一切都很理想順利、社會豐衣足食和沒有匱乏，人們便不需要改變外面的現象。但世界往往沒有這麼完美，人們經常會發現現實有很多問題，或有需要做一些事去改善現況，例如當發現大學學位不足時，當局便需推行一些政策去增加學位；或當管治團隊缺乏政治人才時，當局便需建立一些機制去培養政治人才。所以當人們採取政治行動時，往往是因為人們想改善不理想的現狀，或保持現狀不讓其變差。好像香港七一遊行示威的例子，人們想做一些行動去阻止一國兩制「變形」。因此根據史特勞斯的講法，所有不同形式的政治行動都是具有目的的，不論是想改變現狀或保持現狀，背後其實都假設了什麼叫善（the Good）。

細心去思考，所有的政治行動都希望明天會更好，朝着好的方向進發。但什麼叫好和善？善一般會被視為集體的利益與公益，但什麼才是公益？於是人類開始懂得自我反省。好學心思的人在文明開端時便思考以上的問題。當我們讀到古典的作品時，古人在反思什麼是善時，全部嘗試去將文明與野蠻區分，以反思「人禽之別」。例如在古代華夏時期，古人以服飾、行為、禮儀去界定自己的文化，認為人類之所以能脫離野獸是因為擁有文明。孟子在批評墨家的思想時，以禽獸去批評他們「無父無君，非人也」。儒家講的「禮義廉恥」嘗試以人類性善的本性，來超越自然界的獸性，進而規範大家集體的關係和行為，指向善的目標。這裏出現了兩個大問題：究竟什麼是善？如何才可得知什麼是善？過去大概二千多年前至15、16世紀的時候，人們在追求善的過程中，個人希望可以靠自我修行成為善人，但在集體層面上，主導集體的力量主要是關注如何推行「善政」和「仁政」。政府之所以有權利，和有合法性去行使一切的強制權（如徵稅、征兵、沒收財產權等），背後的基礎是為了善和公益。當政府能取得行善與公益的權，在古代等於獲上天的授權，尤其是古代西方社會比較訴諸於神的觀念。

善、理性與啟示

究竟有什麼辦法可了解善的意思？大體來說，西方有兩種方法：第一種是靠理性（Reason），第二種是靠啟示（Revelation）。雖然兩種辦法很不同，但同樣都是很重要的傳統。如果說靠理性來達至善，最經典的是柏拉圖的講法。他的著作《理想國》（Republic）是講述如何通過推論，建立一個在地上至善和不會腐敗的政權。柏拉圖的結論認為，唯有透過理性才可將私心斬除，因數學演算1+1=2不會因人為私心影響而改變。不會偏頗、客觀可靠的規矩和道理便是理性，其最清晰最明確的部分包括有數學、邏輯、幾何學等等。只要有能力去運用理性的人，他們都會找到相同的正確答案。正確答案不會因人而異，是最可靠的。如果我們可將相同的理性應用在主持公道和公益上，這便可獲得可靠的結果，不會受私心影響。因此柏拉圖的構想是找尋斬除私心的方法，關注剩下來的公益部份，進而發展一套重要的政治思想。

另一個理解善的方法是比較宗教性，對人的理性持質疑的態度。此方法認為人始終是有限，並非完美。人之所以能克服不完美是靠神的恩典（Grace of God）。究竟神的恩典從何而來？主要依靠兩個渠道︰第一個是靠先知，好像摩西上了西奈山（Mount Sinai）拿了十誡下山，直接從神接收恩典和啟示。但這並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只有個別的領袖或人物以特殊的渠道才可從神那裏接收。既然啟示來自神，人們便需要跟從，好像十誡那樣，否則會受懲罰，如《聖經》故事天火焚城那樣。他們嘗試透過宗教和神職人員，以特殊的渠道獲得神的感召和律法，進而在全國推行。除了先知以外，另一個渠道是靠《聖經》的文件和記錄，或每個宗教內的神聖經典，以解說經典作為統治的根據。西方早期是政教合一，政治的基礎源於宗教或神，逐漸演化為後來「君權神授」的傳統。相反在中華的傳統中，宗教神聖的傳統是比較薄弱。由周公講宗法制度開始，至大宗一路傳下來，中國人以倫理道德作為追求善的政治基礎。

於是在古代經典年代，為什麼統治者有權去行使公權和強制權，令人民要跟隨服從？這是因為他們是神欽點的「賢君聖主」，需通過先知式的啟示和對神聖經典權威解讀的方式，來獲得政治權力基礎。當然在歷史上，不同人和派別對神聖經典的權威解讀都有差異，好像什葉派與遜尼派之間的宗教衝突，彼此持續了差不多1,,700年，背後的原因是因為一方的神聖先知被另一方殺死，最終形成雙方不共戴天之仇，並持續至今。因此經典年代一是以神聖的理由去管治社會，或是以理性的理由作管治權力基礎。說到底，理性的理由除了強調將私心去除外，也代表他們的政府稱職，有能力管治和帶來長治久安，非靠庸才來管治。

觀乎古希臘的經驗，在訴諸於理性時，究竟什麼人的理性分析能力最高？根據柏拉圖的講法是哲學家，以現代的說法是指知識分子。歷史上，知識分子常常令管治者頭痛，由於他／她們經常說道理，或敢於批評皇帝不合理的做法，動輒稱呼他們為「暴君」和「匹夫」，進而影響政權的穩定性，所以當權者與知識份子經常存在緊張的關係。從來當權者都想控制思想，包括推舉有利和壓制不利的思想，如明太祖朱元璋幾乎將孟子趕出儒家的廟堂，由於孟子曾主張人民可以革命方法推翻暴君，但很諷刺地，朱元璋忘記自己本身正是靠農民起義起家的。統治者經常都持雙重標準，在奪取權力後，多不會容許異見並壓制他人，忘了自身曾依靠最初的權力奪權。知識分子代表掌握理性、道理、知識的人，與掌握政權的人的關係是從來緊張。同樣地，重啟示的神職人員與執政人員的關係也很緊張，他／她們以神聖的方式去立論什麼人有權去管治，在歷史上經常互相指摘對方是異端。

人類的政治經驗告訴我們，所有人基本上都活在一個不完美和不完善的政治世界內，雖然政治不是一切，但人類生活卻離不開政治，因而需要解決正當性的問題，尋找誰有權管治和行使公權（包括強制權）的合法性基礎。那麼管治背後的理論基礎和道理是什麼？在人類從3,000多年開始一直至4、500年前，大部分的想法認為統治者一是依靠道理，或是靠神的授權來行使公益。他們有理由證明及反映到統治者權力的行使是獲得道理或啟示支持，所以中國古代皇帝的聖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是訴諸於天作為權力基礎。理性和啟示是政治基礎的兩大傳統，到了今時今日，由於世俗化的原因，尤其是西方工業化現代化之後，啟示的傳統已變得稀薄了很多。但這不代表啟示的傳統已消失，好像今天的伊朗或ISIS等都想建立一個Caliphate，即是政教合一的國體。而政教合一的國體在伊斯蘭教地區一直存在，其中鄂圖曼帝國更是一直由宗教主導，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垮台，距離今天的時間只有100多年。雖然政教合一的國體在歐洲較早瓦解，但在歐洲以外的伊斯蘭教世界，宗教對政治的影響仍然持續。

新任特首林鄭月娥──管治之權與政府的角色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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