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玉山：香港研發應奪回30年前錯失的機會

我們大學培養學生，這對於社會有培養人才的貢獻，不過我們還是可以有其他直接的貢獻：試想想，以大學知識促進文化進步、經濟發展；善用院校人才，並將學術成果轉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引擎。很多人覺得香港只是一個金融城市，沒有發展科學的空間，但他們都不知道香港的科學研究其實處於不錯的水平。從平均的角度來說，我們科研的水平數值排在世界前列，但是這些研究成果，一直未能換成經濟上的發展，這是一個重大問題。

政府年初打算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我認為是一個很好的想法，是遲來的春天，這春天早在30年前就應該來了，但遲來總比不來好。

以上是香港研究資助局資助的架構（圖一），下一幅是研究經費的增長圖（圖二），可以看到這些年的經費也不是提高了很多。而在香港，各大院校的研究都做得很不錯。我想說的是高等院校，除了培養人才之外，對於社會還可以有其他經濟貢獻嗎？關於這個問題，學者協會在30年前，也就是本會成立的那一年就想過了，而且一直向這方向着力推動。但是30年來，情況沒有太大的前進，讓我們覺得非常可惜，也非常失望。其實香港的大學是我們的人才庫，香港若要發展科技，創意科技，大學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先講講一些歷史背景。30年前香港面臨經濟轉型，很多工廠幹不下去，它們是低技術類的，人工不斷增長，房租也很貴，同時面對着東亞地區的激烈競爭，紛紛倒閉結業。當時就有人想香港將來的工業該怎麼走下去？有意見指香港應該走向「技術密集」，發展技術、發展科技。但最終卻不成功，由於政府不太支持，工業家也不懂搞高科技，社會風氣又鼓吹炒賣股票、房地產等。

1985年，學者協會召開第一次大型研討會，邀來很多學者，包括一些來自英國各地區的，還有來自Silicon Valley的。我們也邀請了香港政府官員，可是他們最終沒有出席，看不起我們。那次會議我們談了很久，說了很多，會上還有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成員吳家瑋校長，當時他還不認識香港，香港也不認識他。他後來做了一份很好的報告，香港政府就看中他了，請他到科技大學當 Prepatory Committee Member，最後還當上校長。所以提到引進人才，我們學者協會就引進了他這位人才。

1986年也舉辦了一個研討會，探討工業發展。這會有更多人參加，香港政府也派人來了，但最終卻沒什麼效果。主要由於當時政府跟我們的想法不一樣，我們建議政府站出來，像台灣、新加坡、南韓政府，指導科技發展。可是，政府官員認為香港奉行自由經濟、Level playing field，他們的角色應是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亦即積極不干預。所以我們的建議再次無疾而終。

後來高錕校長提出了 “Technology road maps for Hong Kong”, 內裏意思就是指出香港科技發展的方向及途徑。結果我們培養了很多學生，當中包括很多優秀的碩士生、博士生，他們都是人才。這證明我們的 infrastructure 建立起來了，不過我們還沒有做到像台灣、新加坡、南韓那樣的社會。80年代，香港與這三個地區的地位相若，並不會差上太多，30年過去了，香港卻比他們落後，現在很多人連說發展科技都不敢說了。

從前的香港政府積極不干預，錯失了從勞工密集型工業轉為科技密集型工業的機會，我們就這樣落敗於三小龍。當時有一句話很流行：「High Tech 揩嘢；Low Tech 撈嘢」（意思即「發展高科技會碰壁；專注低科技倒能賺錢」），但其實我們現在的環境是，就算是低科技產業也賺不了錢，一定要尋求改變。我認為，至少現在政府開始重視科技了，學界亦已建立了良好基礎，香港已具本錢發展應用科技及創新科技。

30年前，香港能夠轉型發展為金融城市；今天，香港亦有機會於科技研究邁步向前。我們的基礎研究、教授人才，都不比台灣、新加坡差。或許30年前的科研水平略有不足，但今非昔比，現在香港已成立科技大學，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亦已發揮起來，政府立場又轉為支持科研，資本家更不用說，看看最近李嘉誠的投資，全都是高科技的，證明他的眼光與30年前的李嘉誠已不一樣。

還有一點非常關鍵：中港兩地合作。過往珠江三角洲與廣東省政府非常熱情，兩地政府簽了很多框架協議，可惜還未執行，但如若真的落實，應該是有前途的。內地過去30年改革開放進步很快，研究經費也很多，所以我們若不參與這重大的發展機會，香港必有損失。所以未來香港的研究及發展，可以考慮兩地互利雙贏、互補不足，有的可以在內地做，有的可以在香港做。

事實上，香港的幾所大學都在做事情。例如香港科技大學在深圳的香港科大深圳產學研大樓和深圳北京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醫學中心，還有廣州市香港科大霍英東研究院。你們看一下這張圖（圖三），這是深圳的虛擬大學圖，中文、科大、理大、城大都已經在這裏了，這些都可以好好地利用起來，現在還沒有發揮最大的作用。

港大也有四所State Key Laboratories；中大跟中國科學院建了一個 Institute of Advanced Technology，這些基本上都做得不錯。所以香港和內地大有合作發展科研的空間，我們都看到內地這些年來的成果，無數優秀畢業生、博士生、博生後都可以發揮作用，可現在他們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十分可惜。

說完機遇，我們來談談挑戰。香港的困難，主要在於政府缺乏長遠而具計劃的科研創新政策，使業界無從配合發展。這方面只要拿出決心，一定能做得到。另外，相對於內地的科研經費，香港的數目略嫌不夠龐大，很多朋友在內地拿得到費用，在香港卻拿不到。香港亦應奬勵長期從事研究開發，發表優質文章，對社會發展帶來裨益的教授，而不應只看教授的論文數量與素質。

總的來說，我個人的建議是，一是香港政府要檢討，並制訂長遠的政策；二是UGC和RGC要配合政府政策；三是兩地的 “Border Concept” 需要改變；四是加強兩地政府的合作；最後則是大學領導亦須改變。最後，讓我引述吳家瑋校長的一句話：“Re-capturing the missed opportunities”—— 奪回香港30年前錯失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