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均瑜：中共執政事實不能迴避愛國教育須更名正言順|本社編輯部

前文提要：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黃均瑜表示，教育局宣布終止與教協的工作關係後，教聯會將努力填補教協騰出的空間，尤其在教師進修課程、會員福利和會員服務等方面。

在談論近年香港教育出現的問題時，黃均瑜認為，最大的問題，是對國家的理解不足夠，「回歸後特區政府要推動國民教育，人們提出各種各樣的切入點，有中國歷史、地理、中華文化等等，但有一點是比較模糊的，就是沒有明確指出國民教育的宗旨。」

「在一國兩制之下，國民教育的宗旨自然是要讓學生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認同在香港居住的中國籍的市民，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他又指出：「許多時候，我們說的『中國』，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不是一個政治實體的概念，因此就會讓我們的新一代，慢慢出現分離主義的傾向。」

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身份重要

黃均瑜認為，儘管絕大多數香港市民都會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認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恐怕不足半數，這就是香港教育長期「缺失」的地方。亡羊補牢，未為晚也。「今後需要更加明確的，不僅是愛國教育的切入點，而且是希望下一代通過學習得出結論（認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這才是最重要的」。

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當年提出「五十年不變」，是希望到2047年，中國內地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因為香港自1840年代開始，相對於內地是處於優勢的；內地的親戚似乎都是『窮親戚』，我們不時會郵寄物品接濟他們；內地天災我們又會慷慨解囊……」黃均瑜指出，即使《基本法》的設計，香港也有特殊的地位。

「香港人長期有一種優越感。改革開放初期，香港的電影、香港的流行曲，香港的一切，看在內地同胞眼裏，無疑是有種『高大上』（高端、大氣、上檔次）的感覺，隨着近年國家經濟的發展，無論內地人、香港人，心理都出現了轉變」。他認為，對於香港人、台灣人，以至外國人來說，「要適應一個強大的中國，這需要一個過程，但這是現實，我們總是要慢慢地接受現實」。

老師與內地多交流有利調適心態

從教育的層面看，黃均瑜認為，學校老師首先要把心態調適好，「相對於商界或其他界別，教師與內地的接觸可能更少，擺在面前的是，要認識一個急速發展的中國，儘管在發展過程中，還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整體來說，國家畢竟是在向前發展，國力增加，人民生活也改善了。我們要接受事實，不能只停留在意識形態裏」。黃均瑜透露，作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他已提出建議，加強內地教師與香港教師的交流。

黃均瑜又批評教協提供給學校的教材和參考資料，立足點都在否定「中共政權」，會令下一代對國家有不同的看法，是引致分離主義和港獨的「深層次原因」。

不推動國教勢導致分離主義

對於教育局2012年擬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簡稱國教科），結果不成功。黃均瑜指出，許多原因導致「反國教」風波，令政府最終「擱置」國教科，令推動國民教育的過程受到很大的挫折，很多學校甚至不敢高調地與內地進行交流，使推動國民教育變成『理不直，氣不壯』。他認為這是不正常的現象，「因為在一國兩制下，不推動國民教育，必定會導致分離主義或港獨思潮」。他認為分離主義與「反國教」實際上是有關聯的。

他坦言，「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當初由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是「自上而下」的任務模式，沒有按照政府一貫「自下而上」的思維模式，是「先有出世紙，後有BB出世」的概念。

教育局最初主張是「滲透式」國民教育，而不是獨立成科，然而，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設「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確實令教育局有「比較匆忙」的感覺。為了令課程「落地」，教聯會表示支持獨立成科，但也提出意見，呼籲只在小學至初中開新課程，高中則按校本彈性處理，教育局接納，從而紓緩了部分的壓力。

其次，當局原先要求兩年內落實小學至高中開新課程，但教聯會認為不可行，要求設三年「開展期」，也獲得接納。

教聯會提出的第三個意見，是要給學校提供經費支援，教育局亦從善如流。教協前會長、立法會前議員張文光當時是投票支持「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撥款的，這是事實。黃均瑜指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本來是可以在曾蔭權特首任內「落地」的，但後來拖到梁振英上台後才公布，很多人便以為他是為了實現中央的意圖。

他說：「我問過許多反『國教』的家長，他們表示反的不是『德育及國民教育』，而是擔心把內地政治教育的一套搬來香港。」這樣才引起「反國教」的風波。

至於當時浸大薛鳳旋教授主編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並非教材，僅為供教師參考當代中國的資料，但由於是政府出資，結果也在「反國教」風波中備受爭議。

香港人的國家情懷值得宣揚

今天若果再推動「國教」，黃均瑜認為應該正名為「愛國教育」，明確是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僅是認同抽象的「中國」。他說：「我覺得過去迴避了『愛國』的話題，中國共產黨甚至是被污名化了，甚至談到『國家』也盡量迴避『共產黨』，就算回歸之後，也只有今年中共百年黨慶，『共產黨』才在香港堂而皇之被人提起，但共產黨是執政黨的事實，又有誰能迴避呢？『國家』倘與執政的共產黨分開，國家只是抽象的概念，這問題必須處理。」

記者認為，「國民教育」的爭議來自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不同看法，為什麼不可以從改善歷史科的教學着手，培養學生對國家的認同感呢？黃均瑜指出，歷史科當然可以改善，但香港長期受國共黨爭的影響，兩黨長期存在兩種不同的史觀，「共產黨主張唯物史觀，國民黨又有另一套說法，香港處在夾縫中，跳不出兩種史觀的影響。」

他說，最理想是香港能夠跳出黨爭的框框，有自己的一套史觀；其次，內地更加自信，像電視劇《覺醒年代》對歷史的解讀，包容各種政治觀點；再者，香港更努力講述近現代對國家的貢獻和與國家的連結，例如香港有先烈楊衢雲、有抗日東江縱隊，這些都值得大張旗鼓去宣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