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友嘉：市場規模和實力將決定貿易戰結果|本社編輯部

編按：提高關稅是美國在中美貿易戰的主要的策略，面對這樣強勢的手段，中國該用什麼策略應對呢？積金局主席黃友嘉最近出席由嶺南大學主辦，建銀國際、中山大學共同主辦的「美國的貿易政策改變和中國的應對策略」國際論壇，指出加關稅的手段不但解決不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根本問題，還對特朗普2020年競選連任不利。以下是黃友嘉演講的主要內容：

特朗普多次表明美國對多個國家出現貿易逆差，這使美國吃虧，另外一些國家佔便宜。為了扭轉局面，美國「只好提高關稅」。當中，由於美國與中國的逆差特別大，所以是主要針對的對象。

美政府赤字增貿赤愈來愈大

然而，一個國家出現貿易逆差，問題其實出在該國整體開支和消費大於國家生產值。國民收入會計（National Income Accounting）指出，美國人儲蓄偏低，這是長期貿易逆差的根源，提高關稅不可能改變局面。美國沒有意思減少開支和增加國民儲蓄，加上特朗普對內的減稅方案，將令美國聯邦政府赤字在未來的10年增加1.1萬億美元，這一切都會反映在美國貿易逆差上。可以預期，短期內美國貿易逆差只會愈來愈大。

大約30年前，美國的進口工業產品47%來自亞太地區，這個比例到 2017年都沒改變。變的是什麼？變的是以往最大的貿易逆差國是日本，如今被中國取代。中國佔這些亞太進口工業產品的份額，大幅度地從1990 年的7.6%增長到2017年的55.4%。面對當時的日本，美國在1985年廣場協議（Plaza Accord）中逼日圓大幅升值，日本經濟因此不斷下滑。中國指出，美國把日本壓下去的原因，是因為當初日本的經濟已經成型，達到美國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二，而如今中國的GDP也正好是美國的三分之二，故美國要出手打壓中國。

華府打貿易戰旨在拖慢中國發展

美國發動貿易戰的目的是什麼？我認為特朗普不可能也不應該長期把焦點放在逆差，因為這對他沒有好處。假若把國民注意力放在逆差，未來卻又不能扭轉局面甚至擴大問題，這對他2020年的選舉沒有好處。

特朗普發動貿易戰有三個目的：第一是美國官方最常說的貿易不平等的問題，包括知識產權保護、市場准入度、技術轉讓和網絡安全等；第二是像特朗普前顧問班農說的，他們要把全球的供應鏈從中國往外轉移，從打擊工業進而減緩中國的高速發展；第三是要拖慢中國產業尤其是科技產業的升級換代。

美國打貿易戰的手段是什麼呢？第一是增加關稅；第二是限制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收購、合併；第三是對中國科創企業進行抵制和制裁；第四在各種層面，尤其是科技和學術上不與中國合作。除了手段，美國還拉攏盟國實施相關的抵制。華為事件就是一個例子，拉攏了澳洲、新西蘭、加拿大、日本等，一起抵制華為的發展。用關稅做武器，逼迫中國在貿易上讓步，以及將部分產業鏈從中國往外轉移。美國本身也要付出代價；美國企業要付更多的錢購買進口的半成品，企業的盈利一旦受影響，必將把更高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最後導致消費通脹。實際上，美國不需要走到這一步也就能達到一定效果，假設中國不聽話，美國才加大關稅。光是這種威脅帶來的不可預見性和不可靠性，就足以逼使部分美國買家不願向中國供應商下訂單，因為這些供應商會考慮是不是要繼續在中國投資生產線。

中國應對策略：掌握關鍵技術、睦鄰、促內需

中國應該怎麼應對？貿易戰反映了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供應中低端產品的位置，由於缺乏自身品牌和知識產權，所以最大的利潤被他人佔有。這趟貿易戰說明中國需要全方位掌握與應用關鍵技術。外國的夥伴多半不可靠，因為中國在科技方面要面對的抵制不僅是美國，還包括了受到美國施壓的一些國家。中國需要鞏固和其他國家的貿易關係，包括一帶一路還有最關鍵的東盟。如果中國的產業要維持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最主要的對象還是東南亞。此外，拉動內需是推動中國發展的重要元素。這麼多事情，要從何做起？離不開全方位深化改革和十九大報告，當中包括市場體制改革、宏觀調控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司法體制改革、國家機制改革等等。

中國還能做的，是搞好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把龐大的國民儲蓄轉化為實體投資，引領國家經濟轉型升級。假如資本錯配，最應該投資的企業將得不到融資，尤其是最需要發展的創科、創新型企業，最後影響到中國在國際科技上的競爭力。在貿易戰期間，堅持走開放國內市場的道路是沒有錯的，但如果外國企業可以依靠他們完善的資本市場融資，而我們的企業缺乏相等條件，那開放市場就等於將我們龐大的市場在不平等的條件下讓給了外資企業。打好貿易戰不容易，但中國絕對有條件應對，中國經濟有規模、市場大，並且還有龐大的內需市場還未被釋放出來。也因為市場特別大，美國不願意放棄。中國如今擁有全世界最大的中產階級，其消費是美國的三倍，規模和實力將決定貿易戰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