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永文眼中的梁智鴻：醫生中的政治家

編按：2018年7月21日，醫院管理局前主席、港大校務委員會前主席、泌尿外科專家梁智鴻醫生在書展舉辦「高永文眼中的梁智鴻‧梁智鴻眼中的香港」專題講座，講述編寫新書目的。食物及衛生局前局長高永文醫生，向大家分享他對梁醫生的評價。

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從學生時代開始，到醫學界的工作，認識梁智鴻醫生30多年，十分敬重他。以下為高永文醫生的分享：

高永文為嚴師助選

我對梁智鴻醫生的第一印象，他是一位非常嚴厲的教師。我於1976年入讀港大醫學院，於大學第三年認識時為老師的梁智鴻醫生。我上過兩至三次小組臨床教學，與同學去病房巡察病人，然後向梁智鴻醫生報告。接着梁醫生像審問官一樣向學生提問，因此我對梁醫生感到恐懼。

大學畢業後，沒見梁智鴻多年。八十年代，我在瑪嘉烈醫院擔任醫生。1985年，香港政府推行代議政制，梁智鴻參選立法局醫學界代表，我的第一次政治活動，就是為梁醫生拉票。我們在醫院為他拉票，但梁智鴻最終落選。1988年，梁智鴻重整旗鼓，終於勝出。

梁智鴻驚人的工作魄力

八十年代末期，我開始與梁智鴻醫生密切合作。梁醫生自1988年起擔任香港醫學會會長和立法局議員，推動香港醫學的發展。醫院管理局即將誕生，政府諮詢醫學界人士。政府不了解醫生的工作情況，以為醫生是朝九晚五的工作，結果引起他們的怒吼，發動工運。我們兩人幾乎每晚都開會，研究怎樣向政府爭取合理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時間。

我見識梁智鴻醫生的工作魄力。梁醫生有新的想法時，曾在晚上11時召集我們到富麗華酒店咖啡廳舉行會議。半夜12時開始會議，開到凌晨1至2時。會議後，梁醫生就去巡房。梁智鴻醫生曾通知我們早上7時開會，我7時到達，侍應說梁醫生上午5時多已在咖啡廳看文件。早上會議後，梁醫生就去巡房、做手術、看病人。

高永文為梁智鴻流下英雄淚

我與梁智鴻醫生一起在醫院管理局工作。他獲政府委任為臨時醫院管理局成員，安排前線醫生加入臨時醫院管理局，包括我在內，確保臨時醫院管理局制定政策符合實際情況。這樣，我便加入了醫院管理委員會。

2003年，SARS爆發，我和梁智鴻醫生幾乎「拍着拖」一起上班，甚至一起被行政長官董建華提問。董建華憂心地問我們：「你何時能處理好SARS？」我們真不知道怎樣回答。這段時間我與梁智鴻可說是「牛衣對泣」。

SARS後，我們多位醫生在樓梯向記者前致歉。我當時流下英雄淚，為梁智鴻而流，不會稱呼自己作英雄。我認為醫院管理局作為非受薪的董事局，沒有行政的責任，但梁智鴻親力親為，與醫生一起工作，承擔不少責任。

不論有沒有做錯，都要有人承擔疫情的責任。楊永強（前香港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和梁智鴻就排名第一、二位，我不知會不會排第三、四、五個，會有一個政治壓力有人要去「埋單」。梁智鴻醫生最終自願離職，並希望醫院管理局其他董事留下。梁醫生體現承擔責任的一面，但不製造政治上和行政上的波瀾，不影響醫院管理局。

高永文最敬重的政治家

我有兩個偶像：第一個是孫中山，第二個是梁智鴻。

梁智鴻醫生是我最敬重的政治家。梁智鴻醫生每做一件事全以大局出發，無考慮自己，亦在大局中考慮所有持份者的利益，務求做得公道，而且絲毫不可讓人覺得他有任何偏私，幾乎如同一個法官的辦事態度。

高永文強調：「全香港我最敬重的人，是亦師亦友的梁智鴻醫生。」

推出新書目的：用理性推動轉變

高永文醫生分享完畢後，梁智鴻醫生簡介他的新書《理性的呼喚》，以下為他的分享內容：

我編寫新書《理性的呼喚》有兩個理由。第一、為過去的事做一個記錄。第二、我要向太太、家人和朋友致歉，因為多年來，工作太多，很少陪伴家人。

為何用《理性的呼喚》為書名？香港人很幸運，無論1997年的前後，香港都扮演幸運的角色。香港在1997年前受英國管治，令香港人有國際的視野，令國際上認同香港，吸收法治精神，學習英國嚴密的規則。1997回歸後獲益更多，香港人回復真正身份，做回有尊嚴的中國人。隨着國家興盛，祖國給香港不少支持。隨着兩個朝代的轉變，文化、科學、時勢等都會改變。

我覺得人不喜歡轉變，住在安樂窩就算了。人遇到轉變時，會否影響自己？會否有後果？會否有利益？我有幸在跨越兩個政府的時間裏，能預計會發生什麼轉變。

以推動中醫註冊制度為例，當時中醫和西醫都反對。中醫認為註冊制度變相令他們被西醫操控，而西醫又擔心會令醫療人手驟增，利益會受損。我用理性推動轉變，認為中醫的存在無法否定，中醫亦不會消亡，因此我希望中醫能幫助香港的市民。

我曾討論標準工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理性推動標準工時是需要的。政策不論成功與否，只要用理性推動，就能走出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