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希均：台灣經濟躍升的奇跡

較早前，台灣《遠見》雜誌創辦人高希均教授到港大出席由亞太台商聯合總會、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及本社等聯合舉辦的世紀講壇，以「台灣經濟的躍升與困境——分享她美麗與哀怨的民主經驗」，與一眾港大師生及公眾人士，分享他對九合一選舉後台灣政治經濟局面的見解。現將高教授講話內容整理後刊登，以饗讀者。

整理：唐楠

很高興看到你們抽時間到這兒來，但你們不需要，也不應當抱太大期望。一個人的能力有限，一個人的年齡也有限，年紀愈大的人講的話愈陳舊，新意不會有太多。

香港是個如此資訊開放和國際化的城市，國際化程度遠遠高於台灣，更高於中國大陸。所以在這麼一個時空環境裏，英文、普通話、廣東話幾乎成為每個人必要的本領。在來的路上我看到了孫中山先生的銅像，香港大學不只是在香港，在華人地區，在全世界都有歷史的、學術的地位，所以在這裏給大家分享這個題目，我一方面很惶恐，一方面又很高興。

一根煙換一串香蕉的年代

讓我先講講經濟，但請允許我不要那麼 academic，先講一個 personal account，我自己怎麼經歷台灣經濟的躍升與困境。在1949年，我13歲的時候到台灣，輪船從上海的吳淞江開到了高雄。13歲的小孩子，從輪船上下來，記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家父抽煙，他的煙在上海算中等品牌。下了船之後，他可以用一包香煙換一串香蕉。在那時的上海，一根香蕉是很貴的。後來朋友告訴我父親他上當了，不是一包香煙，是一根香煙就可以換一串香蕉。那就是被日本人佔領了50年的台灣，這樣貧窮和落後。

到了1954年，18歲的時候，考大學，我的第一志願——當然是那個時候台灣唯一一所大學，叫台灣大學，報了經濟系。沒有考上。我的第二志願——那個時候叫做台中農學院，現在叫中興大學——念農業經濟。當然有點失望，可是到了學校後才發現，那些老師們，不管是教經濟的也好，還是教氣象學、土壤學、植物病蟲害的也好，都非常 fascinating。而且學生們都有機會到台灣的鄉村了解農村生活。在那個時代，愈是體驗台灣的農村生活，愈能體會到台灣的落後與貧窮。老師總會帶着很濃的大陸口音說，中國之窮，在於農民之窮；中國之弱，在於農村之弱；中國之落後，在於農村之落後。

由貧窮到富裕的24小時

所以在那個反共抗俄的年代，我們這些17、18歲的年輕人就說，要好好念書，要光復大陸，我們要回去將大陸和台灣的農村都建設得很好。大學畢業後，很幸運地收到美國大學的獎學金。離開台灣24小時後，我坐在一個美國老太太的家裏，被學校安排到二樓的一個房間。24小時前我還在貧窮的台灣，24小時後，我住在美國一個中產階級家裏，她家裏的房間還有席夢思，很舒服，不是木板的；還有電話、電視、收音機，一應俱全。

1959年，我的家鄉，兩千戶人家，只有廠長有一個軍用電話；誰的家裏有腳踏車，我們都羨慕得不得了；誰的家裏有收音機，我們也很羨慕。那是1959年的台灣，人均（年）收入不到100美金，是一個標準的落後地區。

Twenty four hours，我的人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馬上拿起電話，想打電話給父母親，他們哪兒有電話呢？有個在台灣的同學家裏有電冰箱，電冰箱都是擺在客廳裏的，是重要的裝飾品，又像是現在的鋼琴。

台灣是貧窮的，台灣是落後的。可是台灣當然也是爭氣的。

50到80年代的經濟騰飛

從50年代到80年代，在蔣介石先生和蔣經國先生的領導下，尤其在蔣經國先生在位的19年，台灣的經濟就和香港、新加坡、南朝鮮——所謂的四小龍，一起起飛了，成為一個經濟奇跡。但是這個經濟奇跡有前提，就是威權政治體系，以及威權政治體系下的廉潔及效率，和由貧窮落後引起的要爭氣的心理，才形成了這個經濟奇跡。從蔣經國先生在1969年擔任行政院副院長以來，一直到他於1988年去世，台灣平均的經濟成長力率是9%，完全不下於之前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率。這9%產生了一些至今仍讓我們驕傲的成果，也帶來一點問題。

從表一可以看出，台灣不如大家想象中那麼偉大，也沒有很差，還算 okay。這些數據來自 Economist 出的一本特刊，叫做 The World In 2015。我特別想讓大家注意的是價格指數調整之後的實際購買力。因為台灣的通脹率比較低，所以實際購買力有44,000左右，而香港很了不起的，實際購買力有58,000左右。新加坡人實際收入全世界領先的，有83,000，美國都只有57,000左右的，德國47,000附近，這四個國家和地區人們的實際收入是比台灣高的。除去這幾個國家，台灣在經歷很多哀愁之後，real per capita income 高過法國、日本、英國、韓國，這是大家應該想不到的。

至於表二，是我在90年代寫的，有關人們在60到80年代普遍稱讚和批評台灣的八個方面。我特別要講的是，那時候台灣的失業率很低，一般在1.5%左右，所得分配平均，都是受稱讚的地方。但也在那個時候，已經可以看到一些經濟增長的副作用，比如說生態惡化等等。有經濟學家認為，很難找到一個國家或地區，它的失業率低，經濟增長率高，物價又穩定，同時分配又很均勻。這些因素互相之間有 trade off，是不能相容得很好的。所以那時台灣，所創出的成就，其實是很了不起的。

在1959年往美國唸書的時候，有個很流行的課叫經濟發展，外國學生紛紛報讀，有台灣學生、香港學生、非洲學生、印度學生和新加坡學生。美國教授上課的時候，就給我們講：「你們來自落後地區的研究生，如想要回去幫助國家開發，面臨的是一個幾乎不可能的任務。」有一句話叫做貧窮的惡性循環——為什麼這個國家貧窮，因為它所得低；為什麼它所得低，因為它儲蓄低；為什麼它儲蓄低，因為它收入低；為什麼它收入低，因為它投資低；為什麼投資低，因為教育差；為什麼教育差，因為科技差。所以從任何一點開始都有可能產生一個惡性循環。所以如果根據經濟發展理論來看，我們就需要找到一個切入點來打破惡性經濟循環。

打破惡性循環全靠「摸着石頭過河」

一個理論 big push theory 說，找到一個關鍵產業並大力發展之，也許可以發揮引領作用，打破惡性循環。比如說蘇聯很窮啊，它的鋼鐵產業卻很厲害，所以要發展重工業。印度和埃及就這麼做，徹底地失敗，所以這種理論好像不起作用；之後又出現了叫 balance growth theory 的理論，不要把資源集中在一個產業上，要平均發展。好像也不 work，因為平均分配資源，就是每個產業都沒有足夠重視，最後產生的就只是平平無奇（mediocrity）的成果；後來出現了 agriculture first theory，說要把農業作為推動發展的最產業，我對這個最有興趣，研究論文也是寫這個方向。Agriculture first theory 成為了60年代被很多接受的理論。

與此同時，也有一些跨領域的理論，值得經濟學家借鑒。比如有人就說亞洲多為大家庭制（extended family），大家庭制弊端就是要分享成果，因此沒有人願意出頭，也就沒有 incentive 去自己奮鬥；西方奉行小家庭模式，你賺到的錢都是自己用的，當然就會努力奮鬥，好像有點道理。

亦有人說到一些敏感的話題，指出專制的威權的國家沒有民主制度，怎麼進行經濟發展？還有理論說一個國家要經濟發展，當然需要豐富的自然資源，而有些國家沒有。還有人說要看地理位置怎麼樣，靠近赤道的很熱的國家好像都發展得不好，也很少有國家在很冷的高緯度地區發展得很好的，所以你一定要在溫度適宜的溫帶地區。

另有理論說 achievement factor，也就是 motivation 也很重要，國民要勤奮。這些因素不存在哪一個最重要，提出這些理論是為了說明當今發展經濟還要進行跨領域思考。

講完這些，再來看台灣和大陸，領導人其實不知道很多具體經濟理論的，毛澤東知道嗎？周恩來知道嗎？蔣介石知道嗎？他們可能缺乏現代經濟學知識，但是他們有領導人必須具有的 common sense，他們必須知道一個國家貧窮的根本原因，再來進行改革。所以才有了台灣的 labour intensive industry，大陸才有了土地改革。台灣當時沒有什麼經濟發展的理論，說的反而是「創造就業機會」，然後一步步的走下去。台灣就是這樣的，從 labour intensive strategy，然後 input substitution，下一步就是 capital intensive strategy，也就是 information industry，循序漸進，當然也有經濟知識的推動，但更多的是從經驗裏體會到這是應當發生的程序。

講者簡介

高希均教授，南京出生，童年經歷過抗日戰爭，1949年到台灣。先後在台北商職與中興大學畢業，並獲兩校傑出校友獎。1959年赴美念書，1964年獲密西根州立博士後，一直在威斯康辛大學（河城校區）執教，逾30年。曾任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講座教授、海基會董事、國統會研究委員、行政院顧問及經濟部顧問。近年又擔任國內外民間基金會董事。1980年代在台灣與王力行、張作錦創辦《遠見》雜誌和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創辦《小天下》、2010年創辦《未來少年》。現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及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持續推動進步觀念。

（高希均論台灣經濟的躍升與困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