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當前這場已經持續了兩個多月的社會運動，儘管早前氣氛略見緩和，但過去兩天又進一步惡化，看來距離結束止息、重拾正軌，顯然仍路途遙遠，不容樂觀。要更好地應對或處理這個困局，以史為鑑，畢竟仍屬值得考慮的方向。
本文承接〈認清社會運動歷史與現實 〉，以香港過去5場大型社會運動──即有1922年海員罷工、1925-26年的省港大罷工、1966年及1967年的暴動、2014年佔領中環運動，以及當前的反修例運動，並且分為三個組別：即1922至1926年工人罷工為一組、1966及1967年暴動為一組、而2014及2019年兩個運動又成為一組──的例子，進一步剖析當中的經驗教訓和啟示。
股樓未見大變 小企勞工更傷
正如前文提及，過去多場社會運動都有着爆發急速、曠日持久（1966年暴動除外）、衝擊巨大、代價沉重及影響深遠等特點。當然，若然再進一步看，則不難發現還有如下若干值得深思的現象和特點（見表）：
一、樓市和股市在1922年及1966年運動時沒有太大波動，基本上保持穩定，但在1925-26年及1967年時則出現樓價股價均大跌，股票市場更是「停市」（停止買賣交易）甚久，引起市場巨大震動。相對而言，無論是2014年或是當前社會，一來樓市保持熾熱，樓價居高不下，不跌反升；二來是股市運作暢順，只見輕微變化，未見大跌或「停市」。
二、總體進出口貿易方面，1922年錄得上升，但1925-26年則大跌近5成，揭示運動對當時經濟的打擊極為沉重；1966年及1967年的貿易一度出現大跌，但全年總額則錄得顯著上升。而2014年時總體貿易額微跌，當前貿易開始錄得下調，但跌幅未見太大，全年表現尚難確定。
從一及二的情況看，那怕2014年及2019年這組運動着眼於衝擊經濟、癱瘓金融，藉以脅逼特區和中央政府就範，但明顯沒如運動者預期般傷及香港經濟和金融筋骨，反而是給普羅民眾生活、勞工階層「搵食」及小商店經營帶來不少影響。
三、各場運動或多或少觸動了移民問題，但以1925-26年及1967年最為嚴重，前者有不少市民選擇返回內地，有些寧可返鄉，但為時較短；後者則是選擇移居海外，為時略長；1922年及1966年的運動明顯沒有引起「信心危機」，產生對前景的悲觀預期，所以未見顯著移民潮；2014年，雖然有部分市民對香港前景悲觀，並出現一些考慮移民的聲音，但付諸行動者甚少；當前社會明顯出現一些對未來感到悲觀的情緒，考慮移民的討論亦見增多，唯說湧現移民潮則仍屬言之尚早，原因很可能與外面世界其實亦非樂土有關。
四、1922年及1925年時，司徒拔（R. E. Stubbs）出任港督，英國政府並沒因為抗爭者強烈訴求更換領導，唯由於1925年乃司徒拔任期屆滿，於是順水推舟，改由金文泰（C. Clementi）接替。1966年及1967年，港督為戴麟趾（D. Trench），雖然連遇動亂，英國政府仍給予充分信任，並沒陣上易帥。2014年，時任特首梁振英，獲中央政府充分肯定，處理問題，唯隨後則如當年對待司徒拔般，在任期屆滿後順水推舟，改由林鄭月娥接替。由於林鄭月娥上任只有兩年，而當前運動高呼要求她下台的聲音強烈，但顯然中央不認同這是有助維持管治的重要選項。
五、殖民地時期的4場運動，其實均有斡旋者居中調停，出謀獻策，消弭危機。1922年的海員罷工有其時被視為「香港首富」的何東代為奔走，他甚至以中間人身份答允海員自己會捐款以補償要求，行動雖然成功，但他後來被指食言，遭控訴至國際勞工組織，唯事件日後不了了之，此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何東的信譽。1925-26年時，周壽臣藉其在中華大地與香港均具突出身份及人脈，奔走於華洋及省港之間，唯多方私下接觸談判還是無功而還，只是蔣介石在1926年籌劃北伐，問題才無疾而終，粵港關係亦回復舊觀。
1966年的絕食之初，被視為當時社會運動領導的葉錫恩，曾從中調停，游說蘇守忠停止絕食，但沒有成功，最後爆發暴動。1967年的暴亂期間，曾任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利銘澤，同樣由於在北京政府及殖民地政府均有深厚人脈網絡而成為遊走於中英港之間的調停人物，唯調停成效若何則不見各方確認。
2014年的運動曾有中間人安排時任政務司長的林鄭月娥與學生對話，但成效不大，之後由於出現「不要大台」的聲音，似乎沒有從斡旋調停的層面再作努力。
雖說無大台 幕後有領軍人
當前的局面看來同樣因為「沒有大台」而未見具溝通各方實力派人物居間調停的身影，近來特首雖提及對話，但明顯遭到冷待。儘管沒有大台之說此起彼落，但從不同行動的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看，幕後有領軍人明顯不過，這便說明調停斡旋空間其實仍在，不應放棄。
當然，聞戰鼓而思良將，能否覓得獲得各方信賴且有號召力的重量級人物擔任，排難解紛，則屬關鍵所在。
前車可鑑，哪怕1925-26年省港大罷工及1967年暴動曾極為沉重地打擊了香港經濟，出現樓市、股市大跌的危險局面，同時亦有移民潮，殖民地政府亦沒有「跪低」，而是堅持底綫，既沒更換港督，亦沒作出更多讓步，只是打持久戰、消耗戰，其間曾透過重量級人物進行私下斡旋，力圖解困
2014年及當前的運動，其實既沒沉重地打擊香港經濟，出現樓市、股市崩盤危局，亦沒有出現移民潮，而運動卻染上了港澳辦所指的「顏色革命」色彩和「恐怖主義苗頭」，要特區及中央政府在這種局面下「跪低」，作出更多超越底綫的讓步，彼此間又沒斡旋奔走者，自然並不現實。
攬炒是晦氣話 李嘉誠作中間人？
客觀地說，部分抗爭者雖有「攬炒」之說，但大家都應明白那只屬「晦氣話」，就如有親人面對困難挫折或感情問題說要和親人一起自殺一樣，我們不應不注視、不聆聽其感受的水深火熱，但同時實不應認同這種「捆綁自盡」的行徑。
若果我們明白當前局勢難以一時三刻解決，而過去的歷史教訓是，持久戰和消耗戰不利運動的發展，因為香港經濟命脈雖不受打擊，但必然殃及那些只想過和平安定生活的普羅市民、打工仔，那肯定不是抗爭者願見的局面。
經過一段沉寂，林鄭政府提出了搭建溝通平台之想，藉重啟對話縮窄分歧、尋求共識。這雖屬大方向，但若汲取歷史經驗，則仍應從私下斡旋入手，在不同層面上透過中間人或自己直接面對抗爭者爭取溝通，進行現實和理性的對話。例如天馬行空地說，對當前局面甚為憂心，在社會各界均享有崇高名望的李嘉誠，實在可仿效當年的何東，進行斡旋，或是捐資捐地，助青年置業與流動，紓緩青年不滿。
只有當各方能老生常談地以「拋開區分求共對」的「獅子山精神」主動踏出凝聚民心、化解分歧實質行動，尋求盡早結束當前對各方均受傷害的行動，讓香港重回發展正軌，之後才能廣納民意，逐步解決各種社會問題。
原刊於《經濟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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