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於變通「馬克思理論」的經濟學家馮蘭瑞(1920—2019), 2月28日病故於北京,享年99歲。
紅二代的胡耀邦史料信息網和財新、新浪、鳳凰等網都發訃聞,中共黨報則未發布消息。
胡耀邦史料信息網的標題是:〈著名經濟學家馮蘭瑞去世,曾提出社會主義階段論等重大理論觀〉。
馮蘭瑞曾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下稱初階論)(註1)做「鋪墊工程」。初階論是1980年代推行改革的指導理論之一,也關乎穩健外交的「韜光養晦」取向。
直言評專制 農村土皇帝
馮蘭瑞是李昌(1914—2010)的夫人,經濟學者(表)。出身於貴州書香之家,父親在1949年前在貴州當縣長。她年輕時是大美女,年邁時有慈祥福態。
在女性著名學者中,馮算是老一代,於1938年前後去延安的「三八幹部」。「三八幹部」仍健在者,在百歲上下。
馮蘭瑞以下,是1950年代前期大學畢業、就業者,如外交史專家資中筠(註2)、經濟學者江春澤(註3),都已80多歲;比他們年紀小的,則有中央黨校、政治學者蔡霞(註4)等,年在70上下。他們都嚮往自由,在言路堵塞之下仍盡可能為民請命。
馮氏發表大量文章探討體制弊端、極左折騰,並關心民疾,結集於《新綠集》。
提到農民缺乏耕種自主權時,她說:
「農民種什麼,由官決定;農產品價格,也由官決定。……農民仍然是統治的對象,主人公的地位不過是一句奢侈的空談」。
「不少政府官員包括縣、鄉鎮基層領導幹部,已變成了騎在百姓脖子上的官老爺、土皇帝。」
「從農民手裏攤派收繳各種費用,自己大肆揮霍,老百姓敢怒不敢言。」(頁265—266)
對於「一黨領導體制」,她有直率的批評:
「中國現在政治上實際是專制制度,離民主還有相當長的距離,……我們還在搞『四個堅持』,哪有什麼民主和自由?」(頁270)
她也關心言論自由、居住自由,呼籲保障公民的遷徙自由,主張以憲法保護公民的權利。
胡耀邦戰友 李昌說僱工
李昌為改革家胡耀邦的老戰友。國共內戰時期(1946—1949),共事於華北野戰軍19兵團(楊羅耿兵團)63軍。在19兵團,胡耀邦是兵團政治部主任(政委羅瑞卿,司令員楊德志,參謀長耿飆),兼63軍政委;李為63軍政治部主任。
1950年代,他們共事於共青團中央,胡是第一書記,李為書記(曾是上海市團工委書記)。文革時(1966—1976),他們都關入「牛棚」。
1974年,鄧小平復出後主持國務院「整頓」,胡、李和于光遠等在科技系統協助整頓,1976年被指為「右傾翻案」分子,被趕下台。
1982年—1985年,李昌是中紀委幾位書記之一(第一書記陳雲、第二書記黃克誠、常務書記王鶴壽),後轉入中顧委,他入中紀委,是由胡耀邦提議的(註5)。
1983年,李昌堅持反對開除僱工超標的黨員,以利於扶持農村經濟發展,曾陷於孤立狀態。當時,官方依據馬、恩著作規定,城鎮私人企業僱工以7人為限,農村包產戶僱長、短工以3人為限。歷經波折,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會,同意李昌的建議,才平息下來。
關於李昌面對的困境,〈智者李昌〉一文,有這段說明:
「1983年秋冬之交,在中紀委關於是否開除農村僱工黨員的問題上,絕大多數常委認為僱工就是剝削,主張開除超標僱工的黨員。李昌秉持異議,獨唱反調,反對開除僱工黨員。他認為僱工是農村經濟發展必然出現的現象,包產到戶後農村經濟剛剛有所發展,就要開除帶頭致富的黨員,會動搖黨的農村經濟政策,使黨失去廣大農民的信任,不利於改革和經濟社會的發展。有關常委會開了六次,爭論激烈,無法達成統一意見,李昌雖陷於孤立,但一直堅持不能開除僱工黨員。……上報書記處。經書記處討論,同意了不開除,李昌的意見得到支持。」
顧委四君子 反六四開槍
相對而言,李昌、馮蘭瑞與胡耀邦都是黨內開明派。他們正視長期的極左折騰、個人崇拜的左禍,主張全會深化改革,再加上私交深,在政界便能相互支持。
1987年初,耀邦被抹黑而下台,李、馮甚表同情。1989年4月,耀邦突然病故,李、馮十分哀傷,李昌說馮「不禁淚流滿面,泣不成聲」。
1988年春節前,李、馮去看望耀邦,李昌在〈我與耀邦共事〉一文寫道:
「耀邦就迎了上來,衝着我老伴雙手作揖,開玩笑地說:『你是英雄,我是狗熊……』耀邦與馮蘭瑞也是老朋友,每次見面兩人總喜歡開點玩笑。然而,在這次玩笑的背後,卻可見他在辭職後的複雜心情。我當時就對耀邦說:『馮蘭瑞不是什麼英雄,你也不是狗熊!』耀邦接過說:『看來我是檢討過頭了……』耀邦指的是辭職前在生活會上那次違心的檢討,此事一直讓他懊惱,我則始終認為耀邦的辭職是被逼的。」(註6)
八九學潮期間,中顧委的委員李昌與李銳、于光遠、杜潤生,主張以和平方式平息學潮、反對開槍;中顧委之外的江平(中國人民大學校長)、胡績偉(人大常委)等,亦反對動武。六四事件後,此四位中顧委委員險被開除黨籍,後陳雲開腔(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表達不同意見,不應被開除黨籍)而過了關。
經濟學周報 馮蘭瑞批左
馮蘭瑞原是共青團中央系統的幹部,為胡耀邦部屬,與胡啟立等熟絡。她曾任《中國青年報》文教部主任。
1964年,她入中央黨校念政治經濟學專業,後來轉行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理論。1980年代,在社科院任馬列所副所長(所長蘇紹智),後來是《經濟學周報》社長,因牽涉八九學潮而被邊緣化。
在1980年代後期,《經濟學周報》是比較開放的報紙,致力於推動「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發表了不少好的報道和思考型的評論。這種良好的形象,與馮蘭瑞有關,亦關乎總書記趙紫陽、主管意識形態的常委胡啟立和書記芮杏文比較開明。
八九學潮後,體制內的改革派「中顧委四君子」、朱厚澤、胡績偉、馮蘭瑞、何方(曾當張聞天秘書)、許良英、曾彥修、江平(都反對六四開槍)和《炎黃春秋》的一批人,均被邊緣化。
他們擇善固執,仍主張變通極左僵化教條,深化經改,讓政改起步,推行憲政民主。他們認同自由、平等、法治、個人尊嚴的普世價值,呼籲正視文革可能回潮、個人崇拜造神的極左折騰。
胡耀邦史料信息網提到她的《新綠集》時,說她感嘆:「歷史是不能忘卻的」,「人們往往忽略了存在於平靜滄海萬頃碧波下的險灘暗礁。」
它對她的評語是:
「竹之高雅、剛正不阿、秀勁挺拔、無限生機,正是馮蘭瑞人品學識之象徵。」
初級階段論 于光遠加工
近期北京發表大量文章述評「改革開放40年」,有文章提及初階論,但有錯述。有的稱鄧小平最早提出初階論,有的則誤以為提出者是蘇紹智和馮蘭瑞。
事實是:蘇、馮最早提出的是階段說(註7)。他們認為,應以發展階段論的觀點,解釋漫長的社會主義歷史。他們最初並無提出初級階段的概念,而是說現在的社會主義還在不發達、不完善的階段,以後再發展成更高級的、完善的階段(大意)。
階段說見於1979年在《經濟研究》月刊發表的長文。後來,于光遠(1980年代任社科院副院長)根據他們的階段說提出初階論(註8)。馮蘭瑞後來出版的文集《新綠集》(2010)對此有說明。
1981年,總書記胡耀邦主導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的起草,于光遠等參與實際的起草工作。在胡同意和鄧小平、葉劍英等拍板下,他寫入初階論。
「決議」全稱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第一個全面批判文革、局部觸及毛晚年「左傾錯誤」的中央全會決議。
「決議」稱:「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於初級階段」,「由比較不完善到比較完善,必需要經歷一個長久的過程」(註9);它強調改革:「努力改革那些不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及人民利益的具體制度」。
除了改革經濟體制,也要全面清除文革時極左的政策、觀念,改變權力的過分集中,施行集體領導,「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
耀邦和紫陽 重申初階論
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報告,1986年的〈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在胡耀邦主導下也寫入初階論。
趙紫陽代表中共中央發表的十三大報告(1987年10月),亦闡述初階論,重申「我國的社會主義還處於初級階段,……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以為不經過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就可以越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空想論,是左傾錯誤的重要認識根源」。
報告特別強調體制弊端:
「過分單一的所有制結構和僵化的經濟體制,以及同這種經濟體制相聯繫的權力過分集中的政治體制,嚴重束縛了生產力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
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2007年10月)的報告,仍有初階論:「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
這幾年,官方政治宣傳的主旋律,是權威人物的「新時代」和「新思想」,強調「偉大鬥爭」和「新飛躍」、「引領全球」,初階論被淡化;權力體制則強化個人極度集權,即「集中統一」。
初階實踐觀 糾極左折騰
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以理論更新(或稱理論創新)為一大特點的「解放思想」,是嘗試、推行改革的一大動力。
實踐觀、初階論、和戰說,是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大突破,對政治、經濟、外交的影響大。
初階論是針對毛時代(1949—1976)的好大喜功、天堂夢幻、烏托邦狂想。毛以加快「過渡到共產主義天堂」為名,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1958—1960)和全民煉鋼,導致大飢餓,3000萬人餓死。後來,又以「反資」和階級鬥爭為名,發動「鬥爭走資派」和「橫掃牛鬼蛇神」的文革,既傷害了很多人,也使經濟陷於崩潰邊緣。初階論強調施政要符合實際,烏托邦狂想式的舉動是勞民傷財。
胡耀邦主導「實踐檢驗真理」與「兩個凡是」的論戰,初階論的形成,對戰爭與和平的觀念更新(不再堅持毛的戰爭不可避免論),對於變通馬、列、毛僵化教條及試行改革大有幫助。
理論的更新,是面對現實的經濟落後、貧困和民眾的飢餓,也正視「一黨領導」體制弊端(特別是極度集權和「一人說了算數」的家長制一言堂)、與全球現代化的巨大差距。
仍然在初階 須韜光養晦
這種更新,仍有現實的意義。紅色中國(紅中)已成為全球第二經濟體,但GDP總量大的背後,是人均量低和三高三低之弊。
人均量低例如人均GDP(美元),2018年只有9600元(國際貨幣基金2019年4月數據),低於全球平均數,與其他華族經濟體比較,更顯得差距大:香港超過4.8萬,台灣近2.5萬,新加坡6.4萬。
紅中雖是製造大國,卻非製造強國,長期未緩解「三高三低」: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低質量、低產業鏈。
天天喊「新飛躍」、「中國方案引領全球」,引起全球的爭議大。政協前高官、殘聯前要人在演講中呼籲不要「妄自尊大」,仍須「韜光養晦」。
註釋:
1.〈丁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社會背景和影響〉,《潮流月刊》(香港)1987年12月號、1988年1月號,收入《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遠景》(台北,1995),頁181—222。
5. 〈李昌:我與耀邦共事〉,《炎黃春秋》(北京)2006年第1期,頁22。
6. 同註5。
7. 〈蘇紹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評析〉,《當代中國研究》(季刊,美國),1998年第4期。
8. 〈于光遠:從「階段風波」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炎黃春秋》2008年。
9. 《紅旗雜誌》(北京),1981年13期,頁24。
本文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