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弘教授：理性應對中美貿易摩擦

編按：3月2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總統備忘錄，針對中國啟動所謂「301」調查，將對中國部分輸美商品徵收25%的關稅，涉及被徵稅的中國商品價值可達600億美元。

消息傳來，市場反應強烈，全球各國股市大跌，有識之士紛紛對中美政經關係的未來走向深表憂慮。國內有人擔憂一旦中國失去美國這個最大的出口市場，經濟增長可能減速熄火，改革開放以來的良好發展態勢會因此喪失；也有人摩拳擦掌，號召中國政府以牙還牙，打一場世界最大兩個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戰。

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表面看是由於雙方貿易結構的不平衡，實質上卻根植於美國國內矛盾的激化。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人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斷加劇，就業增長兩極分化，中等收入群體沒有分享到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福利、卻承擔了產業向海外轉移的後果。

應以全面開放姿態應對逆全球化

從全球視角來看，以工業化國家中低端生產外包、中間品生產全球鏈式分割為特點的全球化發展過程中積累的矛盾近年不斷爆發，並直接促成英國脫歐、特朗普贏得大選等深刻影響世界政經局勢的事件。如果要為全球化尋找一個替罪羊，中國首當其衝。今年的中期選舉中，如果特朗普總統需要爭取美國東北「鏽帶」選民的支持，那麼就不可避免會引發中美貿易糾紛。

既然衝突不可避免，是否就意味着中美雙方應該不計成本地打一場互相懲罰、不斷加碼的貿易戰？與見諸報端的諸多觀點不同，筆者認為，此時，中國更應獨樹一幟，以努力推動全面開放的姿態來應對逆全球化的封閉潮流。理性認識中美貿易摩擦，堅持在世界貿易組織多邊框架下協商解決爭議：只有堅持開放，才能將外部壓力轉換為內部改革動力，以開放促發展，從小康走向富強；只有堅持互惠共贏，才能通過一帶一路等方式引領全球化，惠及亞非拉眾多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對此，有以下幾點認識及建議：

中國有空間和能力應對貿易摩擦

第一，本次「301」調查的危害程度有待評估。迄今為止，美國提出的對中國徵收關稅的可能領域停留在指導性意見層面，其列明的十大高科技產業來自於中國政府制定的《中國製造2025》。這些行業，比如高鐵裝備、航空航天設備、工業機器人等等，中國尚未形成對美國的大規模出口，何談關稅懲罰？

其二，中國已具備足夠能力應對貿易保護主義干擾。美國政府在上世紀90年代曾三次對華發起「301」調查，主要針對當時中國的支柱出口行業──紡織業。彼時，中國經濟剛剛起步，嚴重依賴紡織業出口創匯。而如今，中國手握3萬億外匯儲備，經濟體量全球第二，貨物出口總值佔國內生產比重已經下降至18.6%。目前，中國輸美全部貨物總值佔總出口的18%左右。即使貿易摩擦全面升級，中國也理應有足夠空間應對。

第三，中國在參與全球化過程中，已逐步形成新的比較優勢。其一，中國擁有囊括製造業全部門類的全產業鏈，這意味着產業不會輕易轉移，美國也不能輕易找到同等規模和價格的替代生產國，提高關稅就意味着美國消費者需要承擔價格飛漲的成本。其二，中國的國內市場不斷增大，與應對貿易摩擦相比，更應該關注改善國內市場環境，降低流通和交易成本。其三，在一些高科技領域，中國已追趕到世界領先水平，美國提出對中國高科技領域徵稅，恰恰證明我們在這些領域已給對手造成了競爭壓力。在傳統的「大進大出」的貿易方式難以為繼的情況下，這些新興行業已成為我國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從「貿易大國」轉變為「貿易強國」的突破口。

反制措施應在世貿框架下進行

第四，以全面開放的姿態應對逆全球化，符合十九大制定的「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戰略意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的對外開放呈現「中間品關稅低於消費品關稅」、「貿易開放領先投資開放」和「製造業準入領先服務行業準入」的特點。全面開放，要求我們減少生產、服務和貿易環節的各種扭曲，至少需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工作：一是轉變出口導向的發展方式，逐步降低對出口的補貼和退稅，平等對待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二是降低消費品進口關稅，降低國內外價差；三是降低服務貿易壁壘，鼓勵外資進入生產性服務領域，促進競爭。顯而易見，全面開放也有助於增加進口，減少順差。

最後，必要的反制措施應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進行。中國應合理合法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對美方不合理的貿易保護行為進行對等反擊。商務部在3月23日出台終止對美部分進口商品的關稅減讓，這是針對美方以「國家安全」名義對鋼鋁產品實施保障措施的對等反正，非常專業和冷靜。如果「301」調查最終落實為大幅關稅上漲，中國在選擇反制措施的目標和力度時，依然需要堅持專業的估計和計算。

分析判斷須細緻 專家應有所作為

國際貿易理論告訴我們，大國的最優關稅取決於其面臨的出口供給彈性。那麼在選擇實施對稱報復的美國輸華產品的時候，就不應該按照中國進口的規模。比如從數據上看中國從美國進口最多的商品主要包括技術含量高的產品（如飛機、電子微電路和專業工業機械）和農產品（如大豆）。如果要像部分媒體聲稱的那樣對大豆徵稅，就需要考慮是否有足夠穩定的替代進口來源，以及對國內大豆和畜禽市場（豆粕是畜禽的主要飼料）的影響進行分析。

總之，理性認識中美貿易摩擦，要求我們對全球貿易系統的運行邏輯，對中美兩國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的相對位置，對中美經濟貿易的結構、貿易失衡的原因，對「301」調查可能產生的影響、造成具體行業的損失，乃至對反制手段的成本收益等方面進行細緻的分析判斷。在這些方面，經濟學家應該有所作為。

本文載於清華經濟管理學院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馬弘，清華經管學院經濟系副教授，200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2009年獲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學博士學位。講授課程包括：博弈論（本科）、經濟全球化專題（本科）、國際經濟學II（博士）、微觀經濟學（EMBA）和國際貿易學（本科）；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貿易和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