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踏入高中階段前後,需要經歷連串影響個人未來發展的改變,諸如選擇學術專業、應考公開試以求取資歷、決定中學畢業後出路,這些都使他們逐漸邁向成年人的世界。他們在這階段開始了解自我志向、萌生個人目標,同時要面對現實生活愈加複雜的限制和挑戰。部分能夠調適這種矛盾的青少年會建立人生的方向,對前景充滿希望,但部分未能應付的青少年會沮喪及放棄,更甚者是對未來感到絕望。
有關希望感的研究
關注青少年發展的早期研究普遍着眼於成長期間的心理和行為問題(例如壓力、情緒和精神病患、自殺及自毁行為等),並嘗試判定及防止相關的潛在風險因素(社經背景、性格特徵、朋輩影響、生命中的重要改變等),較少關注個體是如何正面面對挑戰。有見及此,正向心理學者提倡從人的心理情緒和素質着手,嘗試培養並發揮個體的優點或潛能,適應生命改變及挑戰,以達至個人成長(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
「希望感」(hope)是近年正向心理學中學者廣泛研究的一個心理素質(personal strength)。希望感不單是對美好事物如願發生的主觀期許(Snyder, 1994),亦是達成個人目標的「認知-動機」歷程(cognitive-motivational process),當中包含兩個元素:(1)認知層面,具較高希望感的人自覺能夠找到達成目標的行動途徑(pathway),並且在選擇途徑的過程中保持靈活,即使一種方式不奏效,亦能思考不同方法解決困難和達成目標;(2)動機層面,具較高希望感的人有持續向目標邁進的能動力(agency),即使遇上困難或挫折亦能自我激勵,解決問題。
過去20多年,希望感這項心理素質吸引了大量心理學、教育學、輔導學學者及工作者關注,其測量工具亦廣泛應用到相關性研究(correlational studies)之中。研究發現,希望感能預測個體的學術表現(Snyder et al., 2002)、運動表現(Curry, Snyder, Cook, Ruby, & Rehm, 1997)、精神健康(Marques, Pais-Ribeiro, & Lopez, 2009)和生活滿足感(Marques, Pais-Ribeiro, & Lopez, 2011),以及較低程度的抑鬱(Geffken et al., 2006)和焦慮情緒(Chang & DeSimone, 2001);反之,具較低希望感的青少年傾向參與高風險的行為,例如暴力行為、濫藥和意外受創等(Bolland, 2003)。基於以上種種,學者普遍視希望感為青少年正向發展的預測因素(predictor)和保障因素(protective factor),認為培養青少年的希望感能協助他們迎接成長上的各樣挑戰。
香港青年人的希望感
為了解香港年青人的升就歷程和對將來的希望感,本中心於2017年6至8月進行了「香港青少年之追蹤研究(HKLSA)」第四期問卷調查,調查對象為1049名約20歲的青年人,他們均曾參加PISA 2012,並循不同途徑升學或就業,受訪期間為中學畢業後第三年。我們亦在同年4月,根據他們的升就途徑,以隨機抽樣方式邀請其中16名青年人進行聚焦小組訪談,從青年人自身的角度來闡釋他們的升就抉擇。以下我們分析這批青年人的希望感,以及希望感與個人背景及家庭因素的關係。
本研究採用Snyder et al.(1991)研發的「希望感量表」(Hope Scale)測量受訪青年人的希望感。受訪者按六點李克特量表(1=「十分不似我」,2=「不似我」,3=「頗不似我」,4=「頗似我」,5=「似我」,6=「十分似我」)對題項評分。
表一顯示量度希望感的八個題項的平均值。八個題項分為「行動途徑」和「能動力」兩個副量表,各題項的平均值均高於3.5,其中最高的是受訪者自覺「過去的經歷有助面對將來」(4.28),其次為「任何一個問題都有很多解決方法」(4.27)和「熱切追求自己的目標」(4.08)。這反映受訪青年人在生活上傾向有希望,在尋找解決困難方法上抱有正面想法。
影響青年人希望感的個人背景及家庭因素
上述結果顯示青年人的整體情況,然而,來自不同背景的青年人的希望感有否差別?本研究以希望感的兩個副量表──行動途徑及能動力──的因素分數(factor score)作為依變量(dependent variable),並以青年人的家長教育程度、家長職業類別及家庭教育資源,建立一個社經地位指標作為自變量(independent variable),使用線性迴歸(linear regression)模型分析背景因素對青年人希望感的影響。
表二顯示個人背景因素對希望感的影響。女生與男生在行動途徑方面有輕微但顯著的差異,女生低於男生約0.09個標準差,在能動力方面則沒有顯著差異。這可能顯示,女生雖與男生有相若的意志和決心去達成目標,但對於達成目標的方法和途徑,女生則沒有男生那樣有把握。而社經地位亦與青年人的希望感有顯著相關:社經地位每上升1個標準差,青年人感知的行動途徑便增加約0.09個標準差,能動力亦增加約0.12個標準差;反映社經地位高的青年人希望感傾向較強,社經地位低的青年人希望感則傾向較弱。
從以上看來,富爸媽的子女才能對將來有希望嗎?HKLSA第四期問卷亦有問及父母在情感上的支持(例如「當我遇到困難,父母會支持我」),受訪者按四點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同意」,4=「非常同意」)對四個題項評分。以該四個題項建立一個指標,加入線性迴歸模型內(表三)。結果發現父母在情感上的支持與青年人的希望感有顯著的正相關,而且比社經地位與希望感的相關度較強:父母在情感上的支持每上升1個標準差,青年人感知的行動途徑便增加約0.18個標準差,能動力亦增加約0.21個標準差。這顯示即使父母未必能提供豐富的經濟資源,若能多點鼓勵和支持青年人的升就選擇,已經足以對青年人的希望感帶來正面的影響。
本文轉載自2019年3月第44期《紫荊論壇》,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香港青少年之追蹤研究看香港青少年面對挑戰的希望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