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需要真理標準大討論

近來簡約公屋和「明日大嶼」等爭議在社會鬧得熱烘烘，政府基本上一律採取充耳不聞和一意孤行態度，「低調處理」相關諮詢和公共參與，很多時候就連議員也要吞聲忍氣，朝野的批判聲音與制衡力量頓失。情况令人聯想起1978年在中國大陸發生的真理標準大討論。

當年黨內就「兩個凡是」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兩種執政指導思想展開討論，實質上是文化大革命路線與實施經濟建設的改革開放路線的較量──目前香港缺乏正式的執政指導思想，新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容許政府維持強勢作風，毫不理會民間意見與事實根據，直逼當年的「兩個凡是」，令政策與意識形態流於唯心主義，無從驗證真理標準，與「實事求是」背道而馳，社會面臨的風險驟增。

所謂「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當然這種指導思想講求的不是決策和指示本身，而是誰作出的決策和指示。當前香港自然一切以中央的方針為重，但也有不少人希望延續自2019年的「左」傾政策和意識形態，以強化自己立場，不願實事求是、接受實踐檢驗，以權位代替事實，在工作中急於求成。

「國王的新衣」

以明日大嶼爭議為例，現在特首恍似《國王的新衣》中那個愛穿新衣裳的國王，國王派大臣視察新衣製作情况；大臣們見自己什麼都沒看到而害怕起來，紛紛向國王欺騙說自己看到極其美妙的布料──權位可以製造假象，人們因畏懼或獻媚也會附會這些假象──這也是「兩個凡是」路線厲害卻愚蠢可笑的地方。然而社會不可能長期如此失去常識理性，而且理論總有被檢驗的時候，危機也會驟然而至，到時香港將迎來「國王的新衣」時刻。

為避免事態發展至無可挽回的地步，香港需要一次真理標準大討論，以扭轉目前施政的唯心主義與教條主義問題。唯更重要是內地常說的「解放思想」：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况，解決新問題，使思想和實際相符合，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即是實事求是，所以說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是個辨證統一體。現在香港正是百廢待興之時，但修例風波期間遺留下來的「左」傾路線卻成為揮之不去的心魔，從多方面支配着管治，剝奪了施政的科學性與客觀性，反令香港難以回到正確軌道上。

「明日大嶼」不是硬任務

不過「明日大嶼」這件事就神奇在，整個計劃究竟是誰的「凡是」、誰的意旨，其實也莫衷一是。倘屬中央的硬任務的話，那麼應該整個建制都異口同聲地力挺才對，不會像現時這樣有建制派走出來反對；所以初步可斷定「明日大嶼」並非中央給予港府的硬任務。但問題是為何李家超政府如押上一切般一意孤行執意推行計劃，不容有任何撤回或流產的可能。

以前特首梁振英提出中部水域興建人工島的策略性研究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最後也在爭議下撤回項目；前特首林鄭月娥則由當初建議1700公頃的「東大嶼都會」，到後來接納在「土地大辯論」獲支持的1000公頃填海建議，就交椅洲人工島開展詳細規劃和工程研究，隨後在2021年《施政報告》提出北部都會區計劃。由此可見，「明日大嶼」即使是未來20至30年的長遠發展願景，但一直存在一定彈性和迴旋空間。至於林鄭月娥提出北部都會區，是否作為明日大嶼的下台階，乘勢帶動政策轉向，抑或是以退為進的做法，那就不得而知，但總看到政府有兩手準備，不至於像現時般一意孤行。

與修例風波的聯想

特區政府現在的做法令人聯想起2019年修例風波。今天我們知道修訂《逃犯條例》實非中央意旨，一開始是林鄭月娥自己一廂情願、自作聰明的做法；然而這種自把自為、自以為是的行徑 ，在2019年便釀成了特區史上最大的政治風波，把整個國家都陷進去，釀成國際事件。而在事後最引人詬病的是，特區政府將中央和港府的意志模糊化的做法：政府對法案持續不願讓步的固執態度，令人誤以為修例是硬任務，結果把整個建制派、中聯辦以至中央都牽扯進去，被綁上戰車。另方面，政府的一意孤行遭到社會各界強烈反對，令抗議活動不斷升級，最後觸發整個城市的大規模示威。儘管今天的政治環境與2019年大不相同，唯現時政府的作為可引致的潛在後果，2019年就是前車之鑑，實在看不出為何要為這個缺乏共識且前景不明的計劃，去冒巨大的政治風險。

這裏筆者還是嘗試解釋政府為何不願讓步，冒險推動明日大嶼計劃。在〈重新審視香港裙帶資本主義〉一文，筆者指出「愛國者治港」促成了香港的終極垂直政治融合，令本港裙帶資本主義有惡化之虞，最後可能形成一個更複雜、更扭曲的既得利益結構。經筆者再三琢磨，相信其實特區政府對此早已了然於心：政府了解到無論是對商界或政界，也須給予他們相應的裙帶尋租與政治酬庸；但除了維持政治穩定之外，這些尋租者不會創造任何重要價值，卻控制着社會的重要資源，令社會經濟變得相當低效。

「明日大嶼」作為政府重拾主動的手段？

有見及此，政府如要有所作為，只能設法繞過尋租者以打破現有固化局面──簡約公屋與明日大嶼的一大共通點，就是它們皆嘗試在現有限制下創造出新條件，使政府毋須再依賴尋租者的協助和資源（例如土地）。至於政界方面，目前立法會已不構成重大阻力，只要明日大嶼計劃成功，有新的土地和資源在手，日後政府便可繞過既得利益者和利益集團，把權力和主導權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明日大嶼可能是與社會經濟日漸脫節的政治領袖與技術型官僚的最後一搏，藉此擺脫目前表面強勢的低效政府形象，實現行政主導，重新取得中央信任，這一點應該值得他們把仕途押上去。

以上已是筆者認為是最富「建設性」的解釋了。不過在這個已非當年真理標準大討論的世道，政府決策以立場和意識形態先行，追求「兩個凡是」式的長官意志的可能，還是比較大。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袁彌昌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系博士，香港政策研究所中美關係與香港研究中心高級研究顧問。曾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特邀顧問、民主思路總幹事及新民黨政策總裁。現主要從事中西戰略思想及其融合、孫子、老子及毛澤東戰略思想、中美關係及香港政治等領域的研究，其專欄評論文章定期刊登於香港《明報》筆陣及《am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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