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需要「未來學」

香港人不習慣看得遠，甚至覺得沒有這樣的需要。

長期以來，不少港人認為香港的特點就在於靈活多變，港人善於「執生」、走位，所以每次遇到挑戰均化險為夷，總會想到方法，「船到橋頭自然直」，根本就不需要做多餘的事。也有不少港人認為所謂「看得遠」，只是一種政府干預和規劃的誘惑，令人誤以為這樣做便可以有種方向感，而其實則只是一番「高大空」，不切實際。在這些想法背後，對某些人來說是一種對市場的信任，只要按其信號作出回應，便已足夠；而對另一些人而言，則是一種惰性，長期處於短兵相接的狀態，因為沒有前瞻的習慣，基本上也就不懂得如何思考將來的問題。

當然，在香港我們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對未來的發展進行討論。但關於香港未來發展的討論，有兩大特點：一是來來去去都是圍繞着一兩個老問題，例如人口老化、將來要維持現有的社會服務（如醫療）水平所可能出現的公共財政壓力等。在這些題目以外，其實甚少有討論、研究、分析；二是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有關未來發展的討論，通常都是看似具體（例如人口老化），但其實卻相當抽象（因為很少會將香港社會內部各方面、周邊地區的發展也視為變數），以至討論不斷重複，而鮮有將問題放在可變的宏觀環境裏，並作出深入的分析。舉例說，未來香港的城市發展基本上已不可能完全受內部因素（如人口的增減、內部遷移的形態）所支配，而是就算香港未有打算中門大開，也一定會受到南中國人口的流動（不是指移民而是其日常活動的範圍、習慣）所影響。今天，我們慣性地視之為內地旅遊、「自由行」的問題，但其真實性質卻是區域融合。以「千萬」為點算單位的即日來回的「遊客」，他們的消費口味、習慣、選點，可以對這個城市的空間構成造成顯著的影響。這不是一個好或壞的問題，也不是關於個人主觀上喜歡或不喜歡的事情，而是在考慮將來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時，不得不認真處理的變數。抽象的和對環境因素缺乏了解的未來發展的討論，一般情况下都不會給我們切合實際、幫助思考和解決問題的分析。所以，有時候我們不是沒有思考將來，而是那種思維和分析方法並不貼近現實，意義不大。

「未來」應是一個眾數

我想說，香港社會需要發展「未來學」。這種「未來學」不是重複歐美社會上世紀60年代那種假設新科技將支配社會未來發展的討論，也不是一些威權國家要以由上而下的大型規劃來主導社會發展的官方論述，而是開始有系統地總結過去香港社會發展的形態與軌道、了解影響未來發展的變數及宏觀環境因素，分析將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轉變的可能方向。這裏所謂的「未來學」是簡稱，嚴格來說它本身並非一門學科，同時也不局限為某種方法。以目前香港的情况而言，「未來學」提供的是一種提問的方法。究竟過去50年、30年發生了什麼事情？塑造了一個怎樣的香港社會？未來的30年、50年將會有怎樣的變化？會見到些什麼趨勢？香港社會將會演變出一個怎樣的面貌？「未來學」意思不在於建構一個將來和方向，然後要求所有人跟隨與配合。我們可以想像，所謂的「未來」應該是一個眾數，有不同的可能可供選擇。而在香港，以港人的性格而言，任何人嘗試宣揚一個未來，都肯定不會獲得認同。所以，這裏所講的未來，不是一個框架，而是一種視野。

開拓未來 需立即行動

近期很多人談論2047年，但其實我們連由現在到2022年將會有些什麼轉變也不太清楚。至於由2022年到2047年之間的社會轉變，就更是甚少思考、研究。如果有機會去好好的想一下，今天需要做些什麼，才能打造一個到了2047年會變得較為合理（或廣義的更好）的香港社會，我們能拿出答案嗎？可是，我們心底裏知道，今天所做的（以及沒有做的），都會影響未來和成為未來的一部分。所謂過去、現在、未來，其實相互緊扣，連接在一起。要創造和開拓未來，需要立即行動。

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呂大樂

現為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及香港研究學院總監。曾任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社會學系主任及教授；亦曾任教於香港城市理工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早年獲取香港大學文學士及社會學哲學碩士學位，期後於英國牛津大學取得哲學碩士及博士學位。呂氏研究範疇廣泛，涵蓋階級分析、經濟社會學、城市社會學和香港社會研究等領域，亦一直熱心參與社會事務，除擔任多個與社會服務有關的志願機構的委員外，亦有出任政府及專業團體的委員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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