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與「超全球化」

全球供應鏈打破工業國壟斷

「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現象自1990年起席捲全球，但人們到現在才開始領悟到它與1820至1990年期間大盛的全球化迥然不同，因為它的發展遠較先前全球化迅速，且令全球經濟更趨高度整合，影響所及，各地社會須在制度上作出大幅調整，以作適應。

Richard Baldwin 在其2016年出版的先驅著作The Great Convergence中，指出「超全球化」的原動力，是資訊及通訊科技革命，而之前全球化的動力，則主要源於運輸成本日降。

全球七大經濟體，即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美國七大工業國，佔全球GDP的比率計1820年為22%，1900年為46%，1993年高達67%，2014年則回落至46%。期間經過93年，始由46% 增至67%，卻因「超全球化」效應，在短短21年間打回原形。

觀乎七大工業國佔全球製造業產值比率，曾於1990年的65%高水平，降至2010年的47%，比率流失至中國、南韓、印度、波蘭、印尼、泰國六國，其中中國更由1990年的3%，大幅躍升至2010年的19%。

七大工業國佔全球產值比重何以劇跌，而少數新興經濟體又如何迅速冒起，正是Baldwin著作探討的主題，對於時間有限，但有興趣了解香港以至全球經濟現狀的讀者，此書當為參考首選。

全球供應鏈的出現，對書中「超全球化」的論題無疑至關重要；此等供應鏈或由生產商帶動（例如蘋果電腦），或由購買者帶動（例如Walmart、Zara、利豐、亞馬遜、阿里巴巴等）。

1990年以前的全球化現象，主要關乎發達工業國製造業的終端產品貿易；此後的全球貿易活動（尤其地區貿易），則日益以中段貨物貿易為主。由於供應鏈全球化，製造業已可於海外各地生產，不再是先進工業國的禁臠，覆蓋範圍之大實屬前所未見。

造就新興經濟體

發展中國家因而得以迅速工業化，成為新興經濟體，透過加入全球供應鏈，從先進工業國境內公司獲得製造技術，即使技術有限，亦能將業務提升至全球性層次，在供應鏈中找到定位（niche）。

全球供應鏈讓新興經濟體的工業化步伐，超越依循舊有「雁行模式」的「亞洲四小龍」。先前全球化趨勢下以出口為主的工業化，卻仍須依賴全面掌握終端產品的製造技術。

Baldwin認為，「超全球化」之勢得以形成，皆因憑藉發達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總部可以充分掌控遍布海外的生產業務；廠房可設於各地，亦可有效管理海外工人，只需將有限生產知識轉移；事實上，總部往往只會將特定範圍技術轉移海外，而不願輸出全盤技術。

在先前全球化的經濟模式下，只有終端產品才運往海外經濟體。輸出貨物的商業風險低於在海外設廠，在境外設置廠房的企業不但需要處理進出口關稅及非關稅關卡，還得兼顧稅務及商業規例、知識產權、勞工法例、政府政策透明度、競爭政策、資金調回本國、外匯管制、排解糾紛機制等相關問題。

要加入全球供應鏈，發展中經濟體必須先改善商業投資環境，以吸引外來投資開設業務。「超全球化」時代的新興經濟體須與全球經濟深度整合，而非僅限於先前全球化的貿易往來。

這些發展令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架構漸被視為落後過時，取而代之的是世界貿易組織（WTO）適用範圍較大的架構、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以及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TTIP）等地區協議。

中國崛起

在「超全球化」趨勢下，海外生產設施選址，取決於鄰近位置和關係密切程度，是以往往集中於少數發展中經濟體，即與發達工業國投資者關係深厚、位置毗鄰，並樂於開放、改革經濟以利通商的國家，例如德國就以波蘭為首選，美國着眼於墨西哥、亞太區，日本則傾向亞太區。

鄧小平適時於1979年年底實施開放改革，比其他發展中經濟體早着先機；在領導指令之下，國家機制全力協助發展市場。來自香港自由市場的商家和專業人才成為先導，協助中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構建有利營商的環境，吸引外來投資。

因此，中國整合全球經濟的深度，遠遠超乎改革初期所能預期。「超全球化」也許一如Baldwin形容，由資訊及通訊科技牽引，但最終得以開花結果，有賴鄧小平的遠見卓識和香港的積極回應。

中國，搶在大部分發展中經濟體之前，率先加入全球供應鏈，憑藉龐大勞動力供應，使中國沿海地區搖身一變，成為發達工業經濟體的海外生產基地。

「超全球化」可以說是中國復興的傳奇故事，作為一個經濟學者，我有幸適逢其會、親歷其中，目賭港人及社會各界協力同為21世紀新經濟史譜寫一章，實在與有榮焉。

香港面臨的增長挑戰

舊有先進工業國企業面對「超全球化」趨勢，通過在低成本發展中經濟體設廠而擴充規模，成本下降令產品銷路上升，投資創新又進一步增強生產力。隨着產量與銷量加大，要求具備豐富知識的職位（尤其在研發與市場拓展方面）日增。相反，部分工廠職位隨之流失。

這並非純屬工業「空洞化」現象，有關企業和行業仍舊擴充業務、但招聘員工的要求改變。勞工佔整體GDP比重下跌，但具備豐富知識的僱員則獲增薪，結果對七大工業國以至香港的經濟均造成破壞，且迅速產生。

先前全球化已令產品外銷的企業勞資雙方均從中受惠，但自1990年生產綫移往境外後卻形勢有變，從此種下分化禍根。「超全球化」畢竟並非如美國前總統列根所言「璀璨輝煌的山上之城」（shining city upon a hill），只見一片好景，該國「鐵銹地帶」（rust belt）的城鎮，就隨處可見倒閉商店、荒廢工廠，以及捉襟見肘、只能靠低收入兼職餬口的家庭。

在不少發達國家，上述困境引發反全球化潮流；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以及其後的經濟衰退和緩慢復蘇，更令情況惡化，美英兩國就先後出現總統特朗普上台與公投脫歐的異象。

香港期間表現則遠勝七大工業國：憑藉適應力強的勞工市場和一股衝天幹勁，製造業北移並未造成失業問題，可惜仍不免面對缺乏豐富知識人才，以及低技術工人過剩的困境，抵港的移民潮也導致有關問題惡化。

雖然本地部分廠商在創新、研發方面持續投資，成效可觀，但大多數只保留屬於市場推廣和銷售的功能，不少人就對香港創新不足、知識密集產業缺乏抱持憂慮，反觀中國內地（尤其是深圳）在構建製造業和創新基礎方面則表現突出。

新世代的混亂情況來自四方八面，根本避無可避，保護主義弊多於利，註定失敗。在「超全球化」時代，要加入全球供應鏈，只有創新一途，進攻乃唯一防守之法。

香港在創新方面的障礙，主要在於知識密集人力短缺，本地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資，自1990年代起已停滯不前。19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年輕一輩的勞動人口，不但一直未見增長，大部分`時期更見縮減，這是最大的挑戰。政府在推動教育方面舉足輕重，務須全力推動人力及人口政策發展，亦即人力資本政策。

打擊商業競爭窒礙創新

另一有關創新的障礙，在於僵化且打擊競爭的商業法規。回歸之前，政府向香港電訊回購專營權，並予以補償，達至開放本地電訊市場，時至今日，卻設限防止外來企業加入，窒礙創新，令創新者難以在港營商。

但求維持現狀、不願冒險的官僚心態，早已根深蒂固，為免外來者攪局，對公司和企業一律按本子辦事，不願為開闢新天地而籌謀。昔日面對美國商務部對港紡織品出口實施「多種纖維協定」管制，本地政府工商部門亦能全力支援製衣與紡織業廠商，令此一行業高踞全球供應鏈領導地位，今日卻有不少部門變得敷衍了事！

步入資訊及通訊科技時代，掌握大數據已成為不少初創企業的命脈與達至成功所需。例如地產代理轉型兼現代化，若非政府將地產交易紀錄全面電子化，也就難以想像出現中原和美聯等地產公司。

香港政府及其所有法定機構坐擁大批公眾無從分享的數據，若能公諸於世，當有助多個行業、新舊企業大事革新。若政府帶頭公開數據庫，並考慮對數據被公開的受影響企業作出補償，以免有關企業妨礙進程，則本地發展潛力強大的服務業有望重現具競爭力市場。

當前不少訪港的內地人，都對本地金融科技落伍嗤之以鼻。重重規管不但在各方面窒礙創新和競爭，而且減少年輕人的就業機會。港商和專業人士當年協助內地構建有利營商環境，偏偏能醫不自醫，竟未能改善本地營商環境，反而往往自堵前路，妨礙發展。

中國經濟騰飛，持續與全球經濟整合，中產一族日益壯大、消費力日增，凡此種種，都為現在居港或未來聞風而至的新世代帶來可貴的新機遇。

拆牆鬆縛，掃除有礙創意的屏障和枷鎖，積極投資累積人力資本，實在是林鄭政府可仗以釋放香港巨大潛能，以應對21世紀的種種問題的兩大最重要施政策略；這亦是近三十年來被輕放了的社會問題。

香港（以至其他各地的舊工業經濟體）面對的連串社經困擾，乃是「超全球化」的產物，有別於先前全球化所衍生的難題，必須重新加以認識，並推行嶄新施政策略。本欄將於10月4日探討有關議題。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王于漸

現任香港大學金融學院經濟學講座教授、黃乾亨黃英豪政治經濟學教授，曾擔任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香港經濟研究中心創辦主任、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曾任芝加哥大學全國民意研究中心及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曾任多個政府委員會委員，包括中央政策組（兼任）、行政長官特設創新科技委員會、策略發展委員會、經濟諮詢委員會、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醫院管理局、房屋委員會、工業及科技發展局、土地及建築諮詢委員會、亞太經濟合作理事會（香港委員會）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1999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銀紫荊星章，表揚他對香港教育、房屋、工業及科技發展作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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