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與「超全球化」

全球供應鏈打破工業國壟斷

「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現象自1990年起席捲全球，但人們到現在才開始領悟到它與1820至1990年期間大盛的全球化迥然不同，因為它的發展遠較先前全球化迅速，且令全球經濟更趨高度整合，影響所及，各地社會須在制度上作出大幅調整，以作適應。

Richard Baldwin 在其2016年出版的先驅著作The Great Convergence中，指出「超全球化」的原動力，是資訊及通訊科技革命，而之前全球化的動力，則主要源於運輸成本日降。

全球七大經濟體，即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美國七大工業國，佔全球GDP的比率計1820年為22%，1900年為46%，1993年高達67%，2014年則回落至46%。期間經過93年，始由46% 增至67%，卻因「超全球化」效應，在短短21年間打回原形。

觀乎七大工業國佔全球製造業產值比率，曾於1990年的65%高水平，降至2010年的47%，比率流失至中國、南韓、印度、波蘭、印尼、泰國六國，其中中國更由1990年的3%，大幅躍升至2010年的19%。

七大工業國佔全球產值比重何以劇跌，而少數新興經濟體又如何迅速冒起，正是Baldwin著作探討的主題，對於時間有限，但有興趣了解香港以至全球經濟現狀的讀者，此書當為參考首選。

全球供應鏈的出現，對書中「超全球化」的論題無疑至關重要；此等供應鏈或由生產商帶動（例如蘋果電腦），或由購買者帶動（例如Walmart、Zara、利豐、亞馬遜、阿里巴巴等）。

1990年以前的全球化現象，主要關乎發達工業國製造業的終端產品貿易；此後的全球貿易活動（尤其地區貿易），則日益以中段貨物貿易為主。由於供應鏈全球化，製造業已可於海外各地生產，不再是先進工業國的禁臠，覆蓋範圍之大實屬前所未見。

造就新興經濟體

發展中國家因而得以迅速工業化，成為新興經濟體，透過加入全球供應鏈，從先進工業國境內公司獲得製造技術，即使技術有限，亦能將業務提升至全球性層次，在供應鏈中找到定位（niche）。

全球供應鏈讓新興經濟體的工業化步伐，超越依循舊有「雁行模式」的「亞洲四小龍」。先前全球化趨勢下以出口為主的工業化，卻仍須依賴全面掌握終端產品的製造技術。

Baldwin認為，「超全球化」之勢得以形成，皆因憑藉發達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總部可以充分掌控遍布海外的生產業務；廠房可設於各地，亦可有效管理海外工人，只需將有限生產知識轉移；事實上，總部往往只會將特定範圍技術轉移海外，而不願輸出全盤技術。

在先前全球化的經濟模式下，只有終端產品才運往海外經濟體。輸出貨物的商業風險低於在海外設廠，在境外設置廠房的企業不但需要處理進出口關稅及非關稅關卡，還得兼顧稅務及商業規例、知識產權、勞工法例、政府政策透明度、競爭政策、資金調回本國、外匯管制、排解糾紛機制等相關問題。

要加入全球供應鏈，發展中經濟體必須先改善商業投資環境，以吸引外來投資開設業務。「超全球化」時代的新興經濟體須與全球經濟深度整合，而非僅限於先前全球化的貿易往來。

這些發展令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架構漸被視為落後過時，取而代之的是世界貿易組織（WTO）適用範圍較大的架構、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以及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TTIP）等地區協議。

中國崛起

在「超全球化」趨勢下，海外生產設施選址，取決於鄰近位置和關係密切程度，是以往往集中於少數發展中經濟體，即與發達工業國投資者關係深厚、位置毗鄰，並樂於開放、改革經濟以利通商的國家，例如德國就以波蘭為首選，美國着眼於墨西哥、亞太區，日本則傾向亞太區。

鄧小平適時於1979年年底實施開放改革，比其他發展中經濟體早着先機；在領導指令之下，國家機制全力協助發展市場。來自香港自由市場的商家和專業人才成為先導，協助中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構建有利營商的環境，吸引外來投資。

因此，中國整合全球經濟的深度，遠遠超乎改革初期所能預期。「超全球化」也許一如Baldwin形容，由資訊及通訊科技牽引，但最終得以開花結果，有賴鄧小平的遠見卓識和香港的積極回應。

中國，搶在大部分發展中經濟體之前，率先加入全球供應鏈，憑藉龐大勞動力供應，使中國沿海地區搖身一變，成為發達工業經濟體的海外生產基地。

「超全球化」可以說是中國復興的傳奇故事，作為一個經濟學者，我有幸適逢其會、親歷其中，目賭港人及社會各界協力同為21世紀新經濟史譜寫一章，實在與有榮焉。

香港面臨的增長挑戰

舊有先進工業國企業面對「超全球化」趨勢，通過在低成本發展中經濟體設廠而擴充規模，成本下降令產品銷路上升，投資創新又進一步增強生產力。隨着產量與銷量加大，要求具備豐富知識的職位（尤其在研發與市場拓展方面）日增。相反，部分工廠職位隨之流失。

這並非純屬工業「空洞化」現象，有關企業和行業仍舊擴充業務、但招聘員工的要求改變。勞工佔整體GDP比重下跌，但具備豐富知識的僱員則獲增薪，結果對七大工業國以至香港的經濟均造成破壞，且迅速產生。

先前全球化已令產品外銷的企業勞資雙方均從中受惠，但自1990年生產綫移往境外後卻形勢有變，從此種下分化禍根。「超全球化」畢竟並非如美國前總統列根所言「璀璨輝煌的山上之城」（shining city upon a hill），只見一片好景，該國「鐵銹地帶」（rust belt）的城鎮，就隨處可見倒閉商店、荒廢工廠，以及捉襟見肘、只能靠低收入兼職餬口的家庭。

在不少發達國家，上述困境引發反全球化潮流；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以及其後的經濟衰退和緩慢復蘇，更令情況惡化，美英兩國就先後出現總統特朗普上台與公投脫歐的異象。

香港期間表現則遠勝七大工業國：憑藉適應力強的勞工市場和一股衝天幹勁，製造業北移並未造成失業問題，可惜仍不免面對缺乏豐富知識人才，以及低技術工人過剩的困境，抵港的移民潮也導致有關問題惡化。

雖然本地部分廠商在創新、研發方面持續投資，成效可觀，但大多數只保留屬於市場推廣和銷售的功能，不少人就對香港創新不足、知識密集產業缺乏抱持憂慮，反觀中國內地（尤其是深圳）在構建製造業和創新基礎方面則表現突出。

新世代的混亂情況來自四方八面，根本避無可避，保護主義弊多於利，註定失敗。在「超全球化」時代，要加入全球供應鏈，只有創新一途，進攻乃唯一防守之法。

香港在創新方面的障礙，主要在於知識密集人力短缺，本地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資，自1990年代起已停滯不前。19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年輕一輩的勞動人口，不但一直未見增長，大部分`時期更見縮減，這是最大的挑戰。政府在推動教育方面舉足輕重，務須全力推動人力及人口政策發展，亦即人力資本政策。

打擊商業競爭窒礙創新

另一有關創新的障礙，在於僵化且打擊競爭的商業法規。回歸之前，政府向香港電訊回購專營權，並予以補償，達至開放本地電訊市場，時至今日，卻設限防止外來企業加入，窒礙創新，令創新者難以在港營商。

但求維持現狀、不願冒險的官僚心態，早已根深蒂固，為免外來者攪局，對公司和企業一律按本子辦事，不願為開闢新天地而籌謀。昔日面對美國商務部對港紡織品出口實施「多種纖維協定」管制，本地政府工商部門亦能全力支援製衣與紡織業廠商，令此一行業高踞全球供應鏈領導地位，今日卻有不少部門變得敷衍了事！

步入資訊及通訊科技時代，掌握大數據已成為不少初創企業的命脈與達至成功所需。例如地產代理轉型兼現代化，若非政府將地產交易紀錄全面電子化，也就難以想像出現中原和美聯等地產公司。

香港政府及其所有法定機構坐擁大批公眾無從分享的數據，若能公諸於世，當有助多個行業、新舊企業大事革新。若政府帶頭公開數據庫，並考慮對數據被公開的受影響企業作出補償，以免有關企業妨礙進程，則本地發展潛力強大的服務業有望重現具競爭力市場。

當前不少訪港的內地人，都對本地金融科技落伍嗤之以鼻。重重規管不但在各方面窒礙創新和競爭，而且減少年輕人的就業機會。港商和專業人士當年協助內地構建有利營商環境，偏偏能醫不自醫，竟未能改善本地營商環境，反而往往自堵前路，妨礙發展。

中國經濟騰飛，持續與全球經濟整合，中產一族日益壯大、消費力日增，凡此種種，都為現在居港或未來聞風而至的新世代帶來可貴的新機遇。

拆牆鬆縛，掃除有礙創意的屏障和枷鎖，積極投資累積人力資本，實在是林鄭政府可仗以釋放香港巨大潛能，以應對21世紀的種種問題的兩大最重要施政策略；這亦是近三十年來被輕放了的社會問題。

香港（以至其他各地的舊工業經濟體）面對的連串社經困擾，乃是「超全球化」的產物，有別於先前全球化所衍生的難題，必須重新加以認識，並推行嶄新施政策略。本欄將於10月4日探討有關議題。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