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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腳和武肺 不歧視什麼人

這次瘟疫爆發於武漢,武漢是重災區。據3月19日零時的官方數據,湖北累計確診67800例,武漢50005例。(亞新社)

像香港腳一樣,武漢肺炎(林行止專欄簡稱為武肺)和西班牙流感、日本腦炎、非洲豬瘟,都是瘟疫的俗稱,是「約定俗成」的簡化名稱,並無歧視的意涵。

港人不在意香港腳的名稱,無人藉口反歧視提出抗議或更名。令人意外的,袁國勇教授與同事合寫的〈大流行緣起武漢 十七年教訓盡忘〉(下稱「武漢」),竟要「撤回」。

學名有簡稱 是約定俗成

「武漢」一文受毛左和網軍圍攻,稱武漢肺炎之名歧視武漢人,「抹黑中國、損害大國擔當聲譽」。北京思考型學者卻讚賞袁國勇,早在1月中旬上報「人傳人」的病毒傳播(註1)。

疾病、瘟疫的命名,由各國或有命名權的國際組織決定,如俗稱的武漢肺炎,世衛(WHO)定疾病名為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ICTV)則定病毒名為SARS-CoV-2。

為求口述或書寫方便,流行病多有「約定俗成」的名稱。「約定俗成」的典源,為儒家經典《荀子.正名》:

「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

「約定俗成」的規則,我的解讀是:

一.以發生、爆發地點命名,起源地易留於記憶;

二.簡單明瞭、易於傳播;

三.不含歧視、諷刺的成分,是對事實的中性陳述,不含褒貶的評論。

凡是為民眾接受的俗稱傳開了,便成了專有名稱(名詞、學名)之外的習慣用語。

武漢重災區 死亡佔77%

這次瘟疫爆發於武漢,武漢是重災區。據3月19日零時的官方數據,湖北累計確診67800例,武漢50005例,分別佔總數80928例的84%、62%;死亡分別3130、2496例,佔全部死亡總數3245例的96%、77%。這是應「記取教訓」的悲劇,把瘟疫俗稱為武漢肺炎並非不當。

專有名稱通俗化,在有民間社會的國家、地區,是正常的社會現象。在缺乏自由、未走向真正法治之道的國家、地區,強調「集中統一」和核心權威,未經官方點頭的俗稱大都不能說。

就傳媒的專業而言,報紙的標題,電視、廣播的口語提要,都大量使用簡稱、俗稱。報紙的評論文章,第一次提俗稱武漢肺炎,在其後註明(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是表示尊重世衛的命名。

在「大國抗疫宏偉敘事」,如用武漢肺炎之稱,可讓疫情爆發之地清晰化;在仍有言論自由的香港,民間悲情的回顧記述武漢肺炎,是保留真相,不是對武漢人的歧視。正如武漢人到香港購買治香港腳的藥膏,不含嘲笑香港人之意。

名詞敏感化 避失業餓死

疾病、瘟疫之外,政治、文學領域,也廣泛使用簡稱。例如,朝觧勞動黨執政的國家,稱朝鮮或北朝鮮,背得出全稱「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人諒不多。

中共中央文件的正式名稱往往很長,文字述評或口述時常簡化。例如,1955年杭州會議通過的《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簡稱為40條(註2),或稱農業40條,這並無「不尊重中共中央決議」之意。

在「一黨領導」體制下,有一種很奇特的政治現象:把一些過去常用的名稱、名詞「敏感化」,迫使人們不敢再用。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毛時代(1949—1976)的失業,稱為待業。1980年代後,失業才上了黨報、官方文件,官方統計公報有了城鎮失業率的數據。

官方也不准說餓死。不能說毛時代有飢餓,更不能提1958—1962年餓死3000萬人(大多數是農民和農村居民)。直到1980年代以來的官方史書,仍不提餓死,只能以「非正常死亡」表述。

面子觀強烈 避敏感名詞

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1991),寫大躍進(1958—1960)和人民公社(1958—1984)的失誤,提到1960年的「全國總人口」,比上一年減少1000萬(381頁),「減少」實指餓死。20年後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仍然照抄胡繩的「說法」。

武漢肺炎肆虐的衝擊,凸顯社會制度、理念的差異。

理念的差異之一,是許多港人習慣了自由的生活,往往執着於尊重事實、獨立思考、探求真相的價值取向。

習慣於「一黨領導」模式的人,則往往注重絕對的權威、絕對的服從,甚至甘於做「馴服工具」,「面子觀」成為政治文化的重要部分。

過去把失業說成待業,餓死稱為非正常死亡,都關乎「面子觀」。在「黨化」的政治宣傳中,社會主義制度最優越、工農當家作主,沒有失業更沒有飢餓,於是不少名詞染上「政治敏感」的色彩而停用。

厲害了戰狼 竟幸災樂禍

現在武漢肺炎擴散全球,極端民族主義者、義和團主義者,不讓使用武漢肺炎的俗稱,更有人以「戰狼」姿態宣揚陰謀論,說美軍是毒源,並調侃外國封城「抄作業」。這是配合「厲害了我的國」和「中國拯救全球,全球感謝中國」的對外宣傳。

瀋陽太原街有紅大媽的「楊媽媽粥店」,竟掛出幸災樂禍的橫額:「熱烈祝賀美國疫情,祝小日本疫帆風順長長久久」(註3)。

東莞一間「電子科技」公司老闆,竟發帖說要製假的額溫槍,「39度測出36.5,讓他們愈搞愈多」(按:指測不出準確的發燒病徵),又稱這是「愛國情懷」(註4)。

這一系列「紅色愛國者」的言行,有的暴露其閉塞,在「敢亮劍震懾力」口號下的仇恨、狠鬥心結(註5);有的關乎「面子觀」和「集中統一」的理念,強要他人跟隨官方「政治假定」去「統一口徑」。

北京、上海等地有思考型學者,對於閉塞、戾氣和「戰狼」式轟擊有議論。有學者論及應對疫情的「極端態度」:「國家厲害,一揮手就能眾志成城」,「總是以粗暴簡單的……邏輯和詭辯」,「得出自己願意相信的結論」。

他又說:「16年間,我們向世界連續輸出兩次特別重大的內發性病毒傳染疫情,絕不是一件光榮的事情。」

對於拯救全球、引領全球和感恩之說,其他的學者也有理性的批評。

瀋陽紅大媽的「楊媽媽粥店」,掛出幸災樂禍的橫額:「熱烈祝賀美國疫情,祝小日本疫帆風順長長久久」。(電視新聞截圖)

註釋:

註1:〈北京學者多謝 美國和袁國勇〉

註2:《中國共產黨歷史》(北京,2011),2卷上409頁。

註3:http://yuminhong.blog.caixin.com/archives/224499

註4: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cn-fake-03302020093609.html

註5:〈低級紅高級黑 夾着尾巴逃跑〉

本文原題〈香港腳和武肺不含歧視意涵〉,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