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腳和武肺不歧視什麼人

像香港腳一樣，武漢肺炎（林行止專欄簡稱為武肺）和西班牙流感、日本腦炎、非洲豬瘟，都是瘟疫的俗稱，是「約定俗成」的簡化名稱，並無歧視的意涵。

港人不在意香港腳的名稱，無人藉口反歧視提出抗議或更名。令人意外的，袁國勇教授與同事合寫的〈大流行緣起武漢十七年教訓盡忘〉（下稱「武漢」），竟要「撤回」。

學名有簡稱是約定俗成

「武漢」一文受毛左和網軍圍攻，稱武漢肺炎之名歧視武漢人，「抹黑中國、損害大國擔當聲譽」。北京思考型學者卻讚賞袁國勇，早在1月中旬上報「人傳人」的病毒傳播（註1）。

疾病、瘟疫的命名，由各國或有命名權的國際組織決定，如俗稱的武漢肺炎，世衛（WHO）定疾病名為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ICTV）則定病毒名為SARS-CoV-2。

為求口述或書寫方便，流行病多有「約定俗成」的名稱。「約定俗成」的典源，為儒家經典《荀子．正名》：

「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

「約定俗成」的規則，我的解讀是：

一．以發生、爆發地點命名，起源地易留於記憶；

二．簡單明瞭、易於傳播；

三．不含歧視、諷刺的成分，是對事實的中性陳述，不含褒貶的評論。

凡是為民眾接受的俗稱傳開了，便成了專有名稱（名詞、學名）之外的習慣用語。

武漢重災區死亡佔77%

這次瘟疫爆發於武漢，武漢是重災區。據3月19日零時的官方數據，湖北累計確診67800例，武漢50005例，分別佔總數80928例的84%、62%；死亡分別3130、2496例，佔全部死亡總數3245例的96%、77%。這是應「記取教訓」的悲劇，把瘟疫俗稱為武漢肺炎並非不當。

專有名稱通俗化，在有民間社會的國家、地區，是正常的社會現象。在缺乏自由、未走向真正法治之道的國家、地區，強調「集中統一」和核心權威，未經官方點頭的俗稱大都不能說。

就傳媒的專業而言，報紙的標題，電視、廣播的口語提要，都大量使用簡稱、俗稱。報紙的評論文章，第一次提俗稱武漢肺炎，在其後註明（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是表示尊重世衛的命名。

在「大國抗疫宏偉敘事」，如用武漢肺炎之稱，可讓疫情爆發之地清晰化；在仍有言論自由的香港，民間悲情的回顧記述武漢肺炎，是保留真相，不是對武漢人的歧視。正如武漢人到香港購買治香港腳的藥膏，不含嘲笑香港人之意。

名詞敏感化避失業餓死

疾病、瘟疫之外，政治、文學領域，也廣泛使用簡稱。例如，朝觧勞動黨執政的國家，稱朝鮮或北朝鮮，背得出全稱「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人諒不多。

中共中央文件的正式名稱往往很長，文字述評或口述時常簡化。例如，1955年杭州會議通過的《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簡稱為40條（註2），或稱農業40條，這並無「不尊重中共中央決議」之意。

在「一黨領導」體制下，有一種很奇特的政治現象：把一些過去常用的名稱、名詞「敏感化」，迫使人們不敢再用。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毛時代（1949—1976）的失業，稱為待業。1980年代後，失業才上了黨報、官方文件，官方統計公報有了城鎮失業率的數據。

官方也不准說餓死。不能說毛時代有飢餓，更不能提1958—1962年餓死3000萬人（大多數是農民和農村居民）。直到1980年代以來的官方史書，仍不提餓死，只能以「非正常死亡」表述。

面子觀強烈避敏感名詞

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1991），寫大躍進（1958—1960）和人民公社（1958—1984）的失誤，提到1960年的「全國總人口」，比上一年減少1000萬（381頁），「減少」實指餓死。20年後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仍然照抄胡繩的「說法」。

武漢肺炎肆虐的衝擊，凸顯社會制度、理念的差異。

理念的差異之一，是許多港人習慣了自由的生活，往往執着於尊重事實、獨立思考、探求真相的價值取向。

習慣於「一黨領導」模式的人，則往往注重絕對的權威、絕對的服從，甚至甘於做「馴服工具」，「面子觀」成為政治文化的重要部分。

過去把失業說成待業，餓死稱為非正常死亡，都關乎「面子觀」。在「黨化」的政治宣傳中，社會主義制度最優越、工農當家作主，沒有失業更沒有飢餓，於是不少名詞染上「政治敏感」的色彩而停用。

厲害了戰狼竟幸災樂禍

現在武漢肺炎擴散全球，極端民族主義者、義和團主義者，不讓使用武漢肺炎的俗稱，更有人以「戰狼」姿態宣揚陰謀論，說美軍是毒源，並調侃外國封城「抄作業」。這是配合「厲害了我的國」和「中國拯救全球，全球感謝中國」的對外宣傳。

瀋陽太原街有紅大媽的「楊媽媽粥店」，竟掛出幸災樂禍的橫額：「熱烈祝賀美國疫情，祝小日本疫帆風順長長久久」（註3）。

東莞一間「電子科技」公司老闆，竟發帖說要製假的額溫槍，「39度測出36.5，讓他們愈搞愈多」（按：指測不出準確的發燒病徵），又稱這是「愛國情懷」（註4）。

這一系列「紅色愛國者」的言行，有的暴露其閉塞，在「敢亮劍震懾力」口號下的仇恨、狠鬥心結（註5）；有的關乎「面子觀」和「集中統一」的理念，強要他人跟隨官方「政治假定」去「統一口徑」。

北京、上海等地有思考型學者，對於閉塞、戾氣和「戰狼」式轟擊有議論。有學者論及應對疫情的「極端態度」：「國家厲害，一揮手就能眾志成城」，「總是以粗暴簡單的……邏輯和詭辯」，「得出自己願意相信的結論」。

他又說：「16年間，我們向世界連續輸出兩次特別重大的內發性病毒傳染疫情，絕不是一件光榮的事情。」

對於拯救全球、引領全球和感恩之說，其他的學者也有理性的批評。

註釋：

註1：〈北京學者多謝美國和袁國勇〉

註2：《中國共產黨歷史》（北京，2011），2卷上409頁。

註3：http://yuminhong.blog.caixin.com/archives/224499

註4：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cn-fake-03302020093609.html

註5：〈低級紅高級黑夾着尾巴逃跑〉

本文原題〈香港腳和武肺不含歧視意涵〉，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站發表。

丁望

在早期《明報》曾任資料室主任、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明報月刊》叢書部總編輯；70年代金庸全力修改武俠小說時，他與兩位同事兼任主筆（總主筆金庸），代撰寫社評。後來，曾任《潮流》（月刊）總編輯。政治類著作有《北京跨世紀接班人》、《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等。文學類著作有《夜讀隨筆》、《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初夜權》、《假大空與〈雍正王朝〉》等。譯成外文出版的，有《華國鋒評傳》（加拿大麥基爾／皇后大學英文版，日本新泉社日文版），《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韓國成鈞館大學韓文版）。主編的史料導讀，有《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一至六卷（明報月刊1967－1972），《中國大陸新聞界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1973）；與人合編的《中國的文學（1949－1978）》，譯成英文（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出版（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