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老師何去何從？

這篇文章主要討論：疫情及《國安法》對香港老師的影響。在開始表達己見前，有必要重申：我的政治定位是不藍也不黃，只追求對的和好的人與事。如果要我再直接一點兒：我絕不支持港獨，並反對任何損害香港民生和聲譽的人與事，而我也同樣不喜歡不關愛人民的政府。

任何國家，都必須擁有一套完善的《國安法》。在一套成熟的《國安法》底下，只要不觸及底線，人民的言論和結社自由，都應該受到保障；最重要的，是大部分人民，對《國安法》的實施，都不會有嚴重的恐懼和質疑。而有關的責任，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政府與人民的溝通。溝通愈好，信任愈多，社會民生也自然愈趨穩定可觀。

不知是否跟香港的教育有關，從2019年6月開始，我覺得不管是哪個陣營，都有「語焉不詳」的問題。例如：為什麼在港人最需要醫護的時候，大批本地醫護卻選擇罷工來爭取資源？政府因為民眾壓力撤回修法，為什麼反對派不先緩一下，並試圖轉一個方式對話？面對《國安法》，他們反對的，是法律本身？還是對其他方面有所顧慮？為什麼實施《國安法》就會喪失一國兩制的優勢？

過程裏，確實有部分人站出來表達了想法，可是這些比較客觀理智的聲音，很快又被洶湧的群情、沸騰的熱血和自我的審查壓了下去。我個人觀察：不管是哪個陣營、黨派，堅持己見之餘，絕大多數都聽不進不同的意見，並想盡一切方法，把不同的聲音強壓下去。這種局面，其實在去年6月以前，就已經一直蘊釀着──而這也正正是我不靠近任何陣營，並且不讓孩子跟他們接近的原因之一；在如此的社會氛圍下，再備受稱頌的教育制度，最終也只會淪為各黨派「公器私用」的工具，孩子絕不可能在這種環境底下健全成長。

筆者在今年1月，就寫了一篇題為〈海外觀今日香港──明日黃花的悲歌〉的文章；其中大意是：香港的教育制度必須有能力培養出具獨立思考能力，兼備國際視野的下一代…… 而在香港求學的優勢正快速地被邊緣化和被取代。

短短一年不到，我們再看今天的局面，並將之對比東南亞的一些國家，諸如泰國、越南等，便不難發現，其他國家在抗疫之際，多是上下一心，充分發揮着本身的優點，迅速有效地把疫情和病毒控制在一個相對合理的範圍內，對民生以及經濟影響也因此被降到了較低水平。在此，大家可用邏輯常理預測一下：疫情過後，這些國家會超越，甚至取代香港嗎？

我對香港的未來絕不樂觀

《國安法》的實施，也讓不少港人開始思考今後去留。身為教師，我無法評估其他行業，但具備香港背景的老師們：要是願意邁向國際，其實，在今後的幾年裏，我估計會有許多國家願意考慮，甚至接納老師們的申請。老實說，我對香港的未來絕不樂觀。但是，從思考、計劃到付諸行動，需要時間，也需要一個完整的過程；我只能建議：如果還得留港，身為老師，不管持哪種政見，我們都不應該以任何方式跟孩子分享；教育雖不能完全脫離政治考量，但在能力範圍內，我們還是應該力保孩子有基本的空間，去建立自己的價值觀和政見；家長方面，在選校以至跟老師互動時，也應該清楚明瞭，學校老師對自家孩子有沒有任何「過猶不及」的影響，如果有，必須及時以強勢介入。

最後，我想以一間公司為比喻，來終結此文。一家大公司裏，肯定會有對上司行政不滿的人，每個人都應該可以選擇妥協留下、努力溝通、嘗試改變或主動請辭（被解僱也是一種選項，但那往往不是我們可以主動控制的），這是每人自己的選擇，當中可以交流分享，但最終選擇權，還是自己的，而且我們必須對此完全負責。最不該發生的，就是看到那種自己不走/沒能力走/無法理智過濾人才資源的僱主，卻非得把環境弄得烏煙瘴氣的人，這種人，你贏不來，攬炒不起，但至少應該可以避得開。

張海暘

土生土長香港人，曾任新聞工作者，後轉行當教師。十多年來在香港、韓國及越南各著名國際學校任教，熱愛語言教學，精通中、英雙語及文化，略懂韓語。先後畢業於不同專業，包括中、英文以及教育系，對商業管理、神學以及教育領導也有涉獵。曾為香港著名IB學府編教案教材，同時為註冊SAT監考員，在韓國工作三年期間 ，曾連續兩年籌辦全國性的中文老師研討會，與會者來自香港、澳門、新加坡、台灣和韓國，對不同體制具備多年經驗與心得。目前任職於越南胡志明市一所國際學校，雖然人在異鄉，仍時刻關注香港，個人定位是不藍也不黃，只追求好的和對的人與事。

View all po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