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語言與文字|程介明

上周最後談到香港的英語有趨弱的走勢。這樣說也許不太準確。趨弱的是官方的文字、語言，與公開的廣告、宣傳。在商業上、在學術上，英語與英文的使用，有增無已。但是另一方面，趨強的是香港式的廣東方言（香港話？），再加上香港獨有的粵語文字（香港字？）。

獨有語文杜絕外人

只要看看地鐵的海報廣告，幾乎全部是中文，而且還夾雜着「香港字」。有點滑稽的是，即使是西片（外國電影），偌大的一張海報，找來找去，只有片名底下，有一行很小很小的英文字，其他都是中文。我們的外國朋友，就連誰在主演，都沒法知道。

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假如繼續要成為國際城市，沒有理由讓外國人覺得如此陌生。問諸廣告界的朋友，說：「要翻譯，需要額外的費用。」這可以成為理由嗎？我們到底是讓誰看這些廣告？也有說：「大多數看的都是中國人。」這樣說，我們所有的地名、文件、店名、建築物的名字，用上英文，都是多此一舉！真的是這樣嗎？

大學裏很多外籍的同事。筆者那條走廊，十多位同事，就有來自美國、葡萄牙、烏克蘭、韓國、中國內地、吉爾吉斯、印度、台灣、英國的。他們的共同感覺：「在這裏，不感到人們把我們當成外國人（foreigner）。」但是到街上，就完全是一個陌生的環境。雖然，大學的環境不等於就是整個香港社會，但是在文字上稍為注意一下，整個國際面貌就會改觀。完全不會危及香港本身的語言與文字。

地鐵的語音通告，還好一點，粵語之外，有普通話與英語，因為可以假設，絕大多數地鐵的乘客，除了不懂英語的外國遊客，都能聽得懂。內地的遊客，即使懂得粵語而聽不懂「香港話」，也可以選擇聽普通話。但是，文字就不一樣了，什麼叫「企定定」？不懂得的人，就不要站穩？其他的宣傳文字也是如此。「咪畀錢中介」，其實菲律賓與印尼籍的，借貸很多。

香港人也愈來愈多在使用香港特有的「香港字」來溝通。打開手機，隨手拈來：「呢幅相喺邊度影㗎？（這張照片在哪裏拍的？）」「我哋諗住嗰間會冇咁迫。（我們以為那一家會沒有那麼擁擠。）」沒有在香港生活過的，即使看得懂每一個漢字，也會覺得一頭霧水。

讀者會說：「手機上的語言總是粗糙隨便的，不能算數。」這話也不錯。不過現在是，學生的作業，已經很多都是用「香港字」寫「香港話」。有不少的學生，已經不懂得用白話文寫作了。甚至教師，雖然用「香港字」的不多，但是按照粵語寫的已經不少。例如「很生氣」寫「真激氣」（用詞差異），「吃了飯」寫「食咗飯」（介詞差異），「我先走」寫「我走先」（語法差異），「也是對的」寫「都係啱嘅」（文字差異），等等。即使是懂漢語的，也會很難讀通。

有老師說，甚至在中學文憑考試（DSE）的中文試卷裏，也逐漸要容忍學生寫的「香港話」與「香港字」，否則許多卷子改不下手。也就是說，白話文已經有點「失守」了。

語文跨越原是優勢

有朋友會說，這又有什麼不好？首先申明，筆者的基本觀點，語言是會演化的，很難認為「最古的就是最好的」，或者「最原始的就是最標準的」。香港因為人口密集，人際溝通的機會比其他許多地方多，更加容易在語言與文字上自行演化，自成一家。手機的盛行，人們溝通更加密集，語言文字的演化，就更加急速。因此，不認為問題的解決在於標準化，即只准使用一種標準的白話文。事實上，香港人能夠發展出可以生動表達本地方言的文字，不能說不是一種創新，也令香港的語言文字更加活潑。

問題是，語言與文字，是用來溝通的。香港號稱「亞洲的國際城市」，就應該有與世界其他地方溝通的能力，而且應該比其他地方有更強的對外溝通能力。如果我們只懂得本地人懂得的語言，寫出來的東西只有本地人才看得懂，那又何來「國際城市」？如果連華人社會共同的語言、文字都講不來、寫不出，豈非連與華人社會、中國城市的溝通都不行？香港豈非變成語言文字的孤島？那是很可怕的。相反，香港人能夠有橫跨中西、覆蓋所有華人社會的語言與文字能力，應該是得天獨厚的本錢。千萬不要輕易丟掉。

現在的香港，人們容易把文化的問題，用政治立場去對待，那是一種很奇怪的思維。有些人，把普通話、漢語拼音、簡體字，甚至白話文，都看成是代表大陸的東西，因而陷入迴避甚至抗拒的心態。這裏面，又其實是把「大陸」等同「共產黨」，以為普通話、拼音、簡體字、白話文都是代表共產黨的文物。這是一種愚昧。但是不少政客，不惜以此作為「抗共」的入手點。因而抗拒普通話、抗拒言語拼音、抗拒簡體字，雖則還沒有走到抗拒白話文的地步。

政治滋擾學生受罪

前文提過，在民國時期，就開始努力設立全國通用的「國語」。現在不論是大陸、台灣（國語）、馬來西亞（華語）、新加坡（華語），或者是外國人學的中國話，都是普通話。這些地方，政治體系與華人的政治地位，可以完全不同，但是語言相通，是文化傳承的結果。學講普通話，與人的國民身份、政治身份、政治立場，完全沒有關係。普通話的推廣，是文化的傳承，不是政治炒作。

簡體字也一樣，前文所述，民國時期就有第一批的簡體字，而且裏面有不少的簡體字，與今天的基本一樣。簡體字的出現與推廣，並非共產黨的政治炒作。漢語拼音，也是清末民初已經有學者努力，是1949年以後才完整發展，積極推廣。

香港原來是一個沒有政治敏感性的地方。各人抱有什麼政治立場、什麼政治見解，可以公開表達，也可以保持緘默，相安無事。實際上，許多事物，例如語言、文字，本身是文化的載體，本來不是政治工具。語言與文字的使用與教學，考慮的應該是語言與文字本身的特性與實際用途。曾幾何時，香港變成了一個政治敏感的地方。每一件事，每一個人，都彷彿需要政治表態。（當然，也可以說，這是世界上許多地方普遍的現象，人們都變成了政治博弈的附屬品。）

現在的香港，幾乎每一件事都要貼上政治的標籤，那是社會承受不了的。近來的動亂之中，把說普通話的人，都變成攻擊對象，那是無法理解的。筆者的朋友之中，即使是支持抗爭的，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

社會上曾經有過討論的「普教中」──用普通話教授中文──本來是一種嘗試。理據是可以使學生更早經歷口語與書面語（白話文）的一致。有學者認為因為與學生日常用語不一致，因此教學效果不佳。那是一種學術觀點，可以爭論。幾十年來一直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的蘇浙公學，畢業生英才遍布全港，就不見得語文出問題。可見裏面還有空間可以探討。但是忽然出現一種論調，認為這是「大陸化」，因此反對「普教中」。學校花了許多精神的教學實驗，偏偏要讓它帶上政治的帽子，使學校與教師受到完全不必要的滋擾。

以上數周的討論，旨在說明，作為文化主要載體的語言與文字，會因為社會的實際需要而演化，不必介懷。但若是勉強為語言、文字戴上政治的帽子，是一種愚昧，必將使教育帶上不必要的枷鎖，最後遭罪的是學生的未來。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程介明

香港大學榮休教授，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歷任教育學院講座教授、教育學院院長、副校長、校長資深顧問；並曾任學生宿舍舍監18年。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國家教育行政學院等客座教授；1996至2006年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任訪問教授。曾任中學教師、校長；1987年獲倫敦大學教育研究院哲學博士，專攻教育規劃與教育政策。歷年學術著作近千，另有數百在各類國際學術與政策場合的主旨報告。在香港《信報》、《上海教育》與西班牙Escuela撰寫教育評論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