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The COVID-19 Pandemic）在2019年底至2020年初爆發，是全球百年一遇的重大危機。當時，筆者正與恩師約瑟夫・馬恰列洛教授（Professor Joseph Maciariello, legitimate successor of Peter Drucker）合作撰寫「建基於彼得・德魯克的智慧發展創新、創業精神和科技變革」之碩士課程，他提議要記錄新冠肺炎疫情，並探討其深遠影響。
彼得・德魯克的智慧和貢獻
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體驗過不同的動蕩和災難，故他一生致力探究社會問題。他鼓勵私營企業應負社會責任，強調社會須協同政界、商界和非營利機構等，以發揮人類的創造力，為可持續發展訂定基礎。他的正面、跨學科思維，及以人為本的博雅管理哲學應能給我們一點啟迪。
德魯克被尊稱為「現代管理學之父」，其一生著作甚豐，包括：《功能社會》、《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創新與創業精神──實務與策略》等。他的貢獻是提出了具劃時代意義的概念，例如「知識型經濟」、「知識型工作者」、「目標為本管理」等。德魯克旨在通過管理提升我們的人文素養，故十分注重培育具領導力、影響力、團隊精神、責任感，和致力為社會貢獻的人才[2]。
再者，德魯克自稱為「社會生態學家」，他大約60%的寫作和教學均集中在社區、社會、政體事務（community, society, polity），而不是管理[3]。他認為社會生態學家應以嚴謹的觀察方法來識別和測試社會議題，並「識別已經發生的變化」（to identify changes that have already happened），為未來做準備，培養遠見、洞察力和有效決策能力。德魯克倡導持續管理變革，讓機構和社會能均衡「連續性」與「變化」、「創新」之間的張力，以達至動態平衡。
動盪時期帶來機遇，改變心態和策略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場全球健康和經濟社會危機。同時，它引發了很多醫學、科技和商業模式創新，並把人類帶入一個動蕩的時期。它是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震撼了世界，影響我們的健康、日常生活、經濟、商業、工作和社會活動[4]。筆者反思，目前的現況跟德魯所描述的動盪很相似，我們正在生活在一個深刻的轉型期：
……We live in a period of PROFOUND TRANSITION──and the changes are more radical perhaps than even those that ushered in the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or the structural changes triggered by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the new realities and their demands require a reversal of policies that have worked well for the last century and, even more, a change in the mindset of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of individuals. (Drucker 1999:10-11) [5]
（……我們生活在一個深刻的轉型時期：這些變化甚至比19世紀中葉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或由「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引發的結構性變化更激進……新的現實及其需求，需要扭轉上個世紀運作良好的政策，甚至需要改變機構和個人的心態。）
德魯克建議在動盪時期，機構和個人需要改變心態、策略，以利創造新機遇。再者，除了新冠肺炎疫情，在21世紀，我們的社會也是充滿亂象、不斷轉型。按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榮譽退休教授程介明分析，年輕的新世代應學習如何處變不驚，並積極創造未來。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社會充滿着易變性（volatility）、不確定性（uncertainty）、複雜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德魯克的思想提示機構和個人應為未來打算，做好準備，甚至主動求變，並平衡創新和連貫性 ，以保持穩定的力量。
功能社會可以帶給我們什麼？
「怎樣發展一個奏效運作的社會？」（what is a functioning society?）是德魯克一生探究的問題。他不斷綜合了哲學、歷史、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文化、科技等知識領域，探索如何創建一個新社會[3、6]。
德魯克認為，每個社會都建基於自然和人的概念之上，政府應引導社會並增強其執行能力。他倡議一個社會應不斷創新及平衡可持續發展，讓每個人找到生活的意義和目標，人人享有平等機會、權利、地位、負責任，並對主要機構充滿信任。我們應致力維護社會價值觀、紀律、公義的政治和經濟權力，建立良善機構，並體現功能社會的理想 [1、3]。
簡而言之，實踐功能社會需要注重三大範疇：人、機構、社會。
香港： 實踐功能社會的理想
為實踐功能社會理想，筆者建議香港需要致力培育人才，以及推動政府、商界、非營利组織、智庫等和普羅市民合作，發揮協同效應以利社會發展[6]。
培育人才，特别是卓有成效的領導人
香港需要積極培養人才。目前移民和人才流失問題嚴峻，在新檢疫措施下，一些企業會考慮是否把地區業務重心從香港轉移到其他出入境更容易的地方，以便僱員公幹和回鄉探親。據香港總商會主席王冬勝表示，本港現正面對1990年代初以來最大規模的高學歷人才外流問題，會對經濟做成連鎖效應。
新冠疫情下，世界正在經歷龐雜的政治、經濟變化，香港也面臨多方面的挑戰。知識型和數碼化經濟已成為主流，我們需要提高競爭力，轉向高增值、賦以科技綜合人文為本的創新營商模式。因此，香港需要培養具國際視野，明瞭中國和香港事務、文化，擁有科技知識、跨學科和多元才華，並有應變力、創造力的人才。
重要的是，奏效運作的社會需要卓有成效的領導人。德魯克認為領導力是「做對的事情」（doing the right things），管理是「把事情做好」（doing things right），兩者同樣是社會發展的關鍵元素。領導人需要提升人和機構的視野和水平，對成效負責任。筆者相信香港需要培養以民為本、為民服務、能分析和解決問題、配合國際和中國社會、德才兼備的管治人才，為落實良政善治貢獻。
推動跨界合作，為民服務
德魯克深信一個健康的社會由多元化的機構組成，包括政府、私營企業和非營利機構等。每一類型的機構都發揮着不同和獨特的作用、角色[3]。不論是政界，還是商界，或是非營利機構，均需要負責任的管理層。只有管理人員真正肩負起責任，社會中的各類型機構才能取得績效，由不同機構组成的社會，才能奏效運作[6]。
根據克萊蒙特研究生院德魯克研究所（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Drucker Institute）執行主任Zachary First的解說，德魯克的哲學構成了可持續發展和ESG（環境、社會和治理）的基礎。他鼓勵商界領袖將社會視為公司的責任，並避免在營運過程中傷害環境和我們的下一代。最關鍵的一點，德魯克建議將企業社會責任轉化為商業優勢。
在近期齊心抗疫的過程，筆者喜見中央及香港政府和商界、非營利機構及智庫等一起携手合作，例如建設方艙醫院、隔離中心、借出酒店房間作隔離用途、推動外展疫苗接種、提供免費視像診症、資助弱勢社群購買膳食、日用品及抗疫物資。中國和香港各大、小企業和非營利機構、社團等紛紛捐款，並提供人力、物力支援，迅速維持社會奏效運作。
雖然疫情仍然嚴峻，但香港總算在短期內救治病人，解決公共醫療和民生問題，以紓解民困。可見奏效運作的社會不能單靠政府，各類型機構合作更能解決問題，以達至為民服務的目標。這次香港新冠肺炎第5波疫情的危機，讓我們體驗德魯克的智慧：在均衡連續性與變化、創新之間的張力，達至動態平衡。
香港應趁機發揮一國兩制優勢
筆者期望這次機緣，讓香港能趁機掌握一國兩制的比較優勢。如前述，德魯克的智慧給我們很好的啟發，包括：一、在動蕩的世界，要改變心態、策略，以創造新機遇；二、培育人才，特别是卓有成效的領導人；三、推動多元化的政界、商界和非營利機構等合作，以促進可持續和功能社會發展。同時，香港更應發展整體、宏觀方案強化政治、經濟和人才策略等，開創未來。
疫後面對不一樣的世界和中國
目前，香港第5波疫情仍處於高水平。香港大學醫學院估計將出現第6波疫情，梁卓偉教授認為「動態清零」只會是「中轉站」，因新冠病毒最終都會走向風土病 。縱觀過去兩年的全球政治及經濟發展形勢，疫情結束後，我們將面對一個不一樣的世界和不一樣的中國[7]。
疫後香港的政治、經濟挑戰
在政治方面，正如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張炳良指出，香港在過去50年經歷了許多的曲折、起落、驕傲和焦慮，同時從過去英國殖民地過渡成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過程中，形成所謂的「例外主義」，今日已經面臨挑戰，在管治上須有重大轉變[8]。
在經濟方面，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出，疫情發展仍是全球經濟前景不確定性的主要來源，加上其他因素推高通脹，令主要經濟體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存在更大的不確定性。此外，很多數據反映，疫情後，香港需要新的經濟增長點[9]。
宏觀方案發展新經濟、培育人才、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
可幸，香港具有一國兩制的優勢，我們應善用內地經濟「雙循環」發展機遇，減少社會內耗，通過粵港澳大灣區的市場和資源，組建一條高科技高增長的生產鏈，推動經濟升級轉型。香港科技園表示，本港現時創科勢頭良好，又推動再工業化，年輕人應善用一己所長，努力以科技去解決問題，改善生活，甚至可以改變大家的未來[9, 10, 11]。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一遇的危機，不論政府、機構及個人均需要擁抱正面思維，改變心態、策略，以利在動盪時期創造新機遇。在這歷史性時刻，香港應趁機致力培育、吸纳人才，提升經濟發展模式，建設數碼基礎設施，並促進公共醫療體系和管治能力。
最關鍵的是，香港應以整體和宏觀的方案，解決累積多年的深層次矛盾，包括：土地房屋、經濟結構狹窄、貧富懸殊、人口老化問題等。為新冠肺炎疫情後重建，香港應進一步更快、更廣及更深地，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和國家發展大局，發揮一國兩制優勢。
註：
- Drucker, P. F. (2002) A Functioning Society, New Brunswick, NJ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Google Play Ebook]
- https://read01.com/Gm7PMkG.html#.YkaE1TURWCo
- Jackson, I. A. (2010) Drucker on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civil society: roles, relationships, responsibilities. In C. L. Pearce, J. A. Maciariello and H. Yamawaki, ed., The Drucker Difference – What the World’s Greatest Management Thinker Means to Today’s Business Leaders. New York: McGraw Hill, pp.34-50. [Google Play Ebook]
- World Economic Forum: How to sustainably revive the economy after COVID-19 (weforum.org)
- Drucker, P. F. (1999) Management Challenges for 21st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Business. [Google Play 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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