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肆虐，環球經濟陷入休克，香港是外向型經濟，首當其衝。經濟跌落衰退深淵，失業節節上升，個別行業（例如航空旅運）更萬劫不復，前景未卜。中國內地情況受控制，經濟民生漸次復元，不過全球不景氣未見起色，近來更見惡化，令「世界工廠」之優勢未盡發揮，影響代工出口收益，牽一髮而動全身，也波及香港工商百業。
國家密鑼緊鼓，編制第14個五年社會經濟規劃（2021-2025）綱領，學者提出以「內循環」填補「外循環」缺口，兩環互補互動，維持經濟動力，保持增長優勢。香港也有迴響，政團智庫紛紛獻策，除維持原有外循環，提倡加入國家內循環，休戚與共，榮華同享，寄望當前經濟民生內外交困之局可迎刃而解。
且回首2003年沙士病毒肺炎（SARS）之善後，有人或許誤解當年對策是吸納香港入國家經濟內循環。其實放寬內地居民出入境簽證，並簡化審批手續（所謂「自由行」），便利內地民眾訪港消費，是國家以迂迴方式，化整為零，向香港注入外匯，加快復元步伐，兩蒙其利。
位居華洋商貿要塞
翻閱歷史，德國和平結束分治（1990），東德回歸西德，國家統一，政治經濟金融聯通，實質是西德吸納東德入內循環，乃史無前例。環球金融海嘯後（2008），希臘外貿陷入困境，旅遊收益一落千丈，爆發外債拖欠危機。癥結是歐羅諸國，貨幣統一但經濟各自獨立，雙邊交易即共同使用歐羅，仍屬外循環，而非內循環。
香港位居華洋商貿要塞，向來是國家經濟內外循環之交接橋。假若轉入國家內循環，變成與內地各都市（如深圳、廣州、上海等）直接競爭，本身「亞洲國際大都會」（Asia’s World City）之優勢何以發揮？《基本法》賦予之「兩制」優勢，在國內無用武之地；就以效率而言，也不及內地其他城市，更遑論突圍，實枉費前人苦心孤詣，度身設計「一國兩制」。
何謂經濟內外循環？其實源自國民財經統計，拆解本土產出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之原動力。宏觀經濟層面，某方之開支，是人家之收入，而交易之商品或服務，也是第三者之產出。故此本土產出總值有三種方式計算，而理論上結果相等。
方式一，就是從生產入手（Production Approach），期內各產業之生產增值總和，即是商品及服務產值減除投入成本。方式二，是從收入入手（Income Approach），期內個人入息及企業所得之總和。方式三，是從開支入手（Expenditure Approach），期內各類消費及投資之總和，乃通用及基礎統計，其公式是：個人商品及服務消費（C）+ 政府商品及服務消費（G）+ 資本投資包括庫存（I）+ 出口（X）- 入口（M）。
民生百業依賴入口
所謂內循環（Domestic Demand），即是個人消費（C），加政府消費（G），加資本投資（I）等之總和；而外循環（External Demand），就是出入口貿易（X-M）包括轉口及服務之盈虧。各地經濟內外循環交錯，衍生國際貿易供求，發揮先天優勢，互惠互利，提高生產效益。
假若內循環供求失衡或錯配與短缺，則轉化為外循環供求。香港乃彈丸之地，天然資源匱乏，民生百業所需依賴入口，是典型實例。即使地大物博如內地，資源雖豐厚，也不能完全自給自足，還得入口補充。故此無論大小經濟，現實需出口（或外債）以支付入口，始能平衡對外收支，問題是商品及服務如何配對。
上世紀二次大戰以後，環球政治版圖重整，經濟秩序重建，新興經濟招攬外資投入，從出口加工及代工起步，以外循環帶動內循環，以工業發展帶動經濟進步。亞洲成績斐然，而香港、南韓、台灣、新加坡，乃先知先行者，譽稱「四小龍」。
中國內地起步遲至1979年改革開放，不過後發先至，迎頭趕上。踏入千禧新紀元，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出口加工及代工如魚得水，躍居「世界工廠」，而且精益求精，更建立自家品牌。隨後蘇聯解體（1990），華沙同盟解散，東歐經濟借鑑經驗，推行改革開放，也吸納外資，以出口加工及代工起步，同樣以外循環帶動內循環，自力更生，隨後陸續加入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甚至統一貨幣歐羅（Euro），外循環中再有內循環（歐羅區），追趕失落之時空。
中國及東歐之經貿改革開放，釋放土地潛力及勞動力，配套資訊科技革新，實際推翻傳統經濟理論。生產三大元素（資金、土地、勞工）變相可分割，提升效率。招攬外資投入加工及代工，配合先進之物流管理系統，原料及配件即到即裝，效益如同「出口」勞工及土地。廠商可選擇成本效益最大、監管規範最方便、投資優惠最多之處落戶生產，促進經濟貿易全球化，提高生產質量。
香港開埠定位為自由港，華洋貿易買賣平台，發揮天時地利人和優勢。華洋法制伊始並行（公訴除外），內地貨幣流通，買賣雙方各得其所。華商南下交易，有「買辦」（comprador）居中，穿針引線，雙方沿用熟悉規矩及貨幣，皆無後顧之憂。至關鍵者是，擺脫朝廷官僚之陋習，交易更暢順，成本效益更高，權益保障更大。
典型法治之實例是，1891年立法管制股票買賣，保障雙方權益。緣起經紀欠組織，各自為政，難免良莠不齊。若有爭執而對簿公堂，費時失事，即使勝訴也得不償失。立法對症下藥，買賣雙方之委託須經紀書面確認，始受到法律保障。換言之，投資者掉以輕心，不得怨天尤人；經紀弄虛作假，也無所遁形。
另一宗案例是1940年唐紹儀（中華民國首任總理）後人名份之爭；喪葬大權應按大英法例歸合法繼室，抑或按大清律例歸嫡長子？香港法院判繼室勝訴，乃基於兩點事實。其一是婚姻在大英領地（上海公共租界）按大英法律註冊，繼室是合法遺孀。其次是唐氏既選擇大英法例在先，兼容之大清律例再不適用，後人不可以推翻。
除華洋法例二元並行，演變共融之本土法制外，從中國貨幣衍生之港元，更為關鍵。其實港元原始是西洋銀行鈔票，以白銀儲備支持，與內地流通之西洋銀圓交替使用，取其方便收支及儲蓄。其後政府立例規管，核准為法定貨幣，並且在1935年制度化，改用貨幣局聯繫匯率，以英鎊外匯作儲備，躋身獨立貨幣行列。因緣際會，華南廣泛流通，身價百倍，也鞏固香港之樞紐地位，確立為內地與外地之經貿交接點。
一國兩制高招妙着
二次大戰後復元，中國捲入美蘇兩大陣營對峙之冷戰漩渦，香港憑藉自由港之地位，成為中國創匯窗戶，華洋貿易依香港法律交易，以港元計價結算，各得其所。春秋兩季進出口展銷會也設於廣州而非上海，取其鄰近香港，方便外商往來。簡言之，香港經濟有賴出口創匯推動消費投資，以外循環帶動內循環，並支持聯繫匯率制度，利己利人。
香港回歸，「一國兩制」乃高招妙着，保持關稅及貨幣獨立，依舊以實質經濟體與各地交往，而內地更是最大之貿易夥伴。明乎此微妙關係，內地及香港經濟之內外循環，先天交叉相輔相成；不過跨境交易屬外循環，而內循環局限於本地消費及投資。
回說2003年沙士瘟疫後推出自由行，內地仍未改革外匯，人民幣依然掛鈎美元，固定匯率於8.26，低於港元（7.8）。故此「自由行」是跨境消費外循環，牽涉外匯。來港消費，須兌換港元備用。內地銀行先向中央銀行以人民幣兌換美元，再向香港同業兌換港元，而兩地銀行之美元交易須經美國同業轉賬。
獨步單方難挽狂瀾
新冠狀病毒肺炎瘟疫之殺傷力，較沙士有過之而無不及，環球陷入經濟危機，復蘇路遙遙，依樣葫蘆未必見效。癥結是沙士影響局限於旅遊業，而今回打擊全面，獨步單方難挽狂瀾。況且2005年匯率改革後，人民幣在香港局部流通，離岸人民幣存款龐大，即使擴大自由行，也未必增加外匯注資，無復昔日之槓桿效應。內地遊客已可使用人民幣，即使須兌換港元，內地銀行與香港同業也可通過離岸人民幣對賬結匯，毋須再動用外匯。
根據《環球創新指數及報告》（Global Innovation Index），深圳/香港/廣州科技創新地帶，世界排名第二，專長於數碼科技，僅次於東京/橫濱（專長於電子工程）。珠江大灣區發展規劃以深港粵創新地帶為重心，而創新地帶以香港為窗口，憑藉「一國兩制」之利，市場自由開放，司法終審獨立，資金自由進出，經貿金融與環球主流接軌，乃吸納資金及科技之重要渠道。
百多年以來，香港與內地唇齒相依，是國家經貿內外循環之交接橋，相輔相成。「一國兩制」不變之大前提下，縱使港元改掛鈎人民幣，現實也不會改變。目前之困局，是環球經貿幾乎停頓，香港頓失創匯能力，牽一髮而動全身。其實內地同病相憐，自顧不暇，所以香港更應想辦法發揮本身優勢，在外循環上多作努力，為國家解困。國家在促進內部消費及投資紓困，雙管齊下應變，提高民生素質之餘，亦提升基礎建設水平，實乃因時制宜之良策，但倡議香港轉軌內地內循環，以為拆解困局，則見木不見林，更有負先輩苦心孤詣設計「一國兩制」，寄望為國家走向世界作出最大貢獻。借鑑德國統一實例，若香港地位與深圳、上海等大都會無異，先天優勢無從發揮，對國家對世界發展有何裨益？國家為何還給予「一國兩制」特殊待遇？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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