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冷戰得益者|陳景祥

回歸之後，香港問題是中國內政，按北京說法，外國不得「說三道四」。歷史上，香港和中國內地有文化、經濟和政治上的緊密關係，然而過去百多年來，香港跟西方國家在利益上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西方國家在香港有龐大利益，它們對香港事務表達關注，並不能視之為純屬干預，其中有很大部分是西方國家從自身利益出發去評論香港局勢。

美國一直視香港為有重要作用地方

1967年8月，白宮要求國務院、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組成的研究小組，重新審視美國在香港的活動、利益和目標，起草應付各種情况的應急計劃；報告的分析十分全面：

美國和香港有經濟、人道主義、軍事和情報的利益。據估計，有6000名美國人居住在香港，在任何一段時間，都有大約1000至1500名美國遊客來訪。

1966年，香港和美國的貿易額為5.4億美元，美國對港出口接近1.89億美元，香港成為美國商品在遠東第三大市場，排名僅在日本和菲律賓之後。

美國是香港最大的客戶，尤其受雙邊協議配額管制的紡織品。許多美國公司在香港設有辦事處，以服務其在香港及遠東地區的進出口業務……據估計，在1967年騷亂前，每月有2000萬美元資金從香港流向美國，騷亂發生後流量更有所增加。

美國沒有在香港為越南戰事採購軍用品，但美國國際發展署運往越南的貨物往往在香港中轉……香港連續多年充任美國海軍艦艇到訪的港口。1966年，14.9萬名第七艦隊的官兵先後訪問香港，而從越南、日本、沖繩和其他地方來的3.1萬多名海軍陸戰隊和陸軍人員則前往香港休整。這些訪問活動，對香港經濟和美軍士氣都起了很大作用。

美國利用香港作為蒐集中國情報的重點地區，因為在香港能隨時獲得大陸的出版刊物和接觸難民。美國在中國的情報蒐集工作，大多數情况下都與英國密切協調。

美國利用廣交朋友的美國新聞總署和文化項目發展的機會，開展與中國民眾的接觸（美國國家安全檔案1963-1969，轉引自《在中國的影子下：美國對香港的外交政策1945-1972》，葉霖著，2018年4月）。

香港在冷戰時期充分發揮「橋樑」作用

上面引述，說明了美國一直視香港為一個有重要作用的地方。事實上，上世紀50年代香港工業開始穩步發展，其中紡織業最蓬勃，出口市場就是以美國為主。由於出口量不斷增加，美國從原來對香港貿易錄得順差，到1959年轉為錄得赤字。美國紡織業界懷疑，香港一個小地方，怎可能生產大量紡織品？美方有人懷疑，香港廠商的產品可能是在中國大陸製造的。

美國紡織界於是向國會議員投訴，事件輾轉交到行政部門處理，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經頻密調查後，確認監管程序有效執行，原產於中國大陸的棉製品並沒有經香港運往美國，輸往美國的紡織品都是「香港製造」。可以說，香港的獨立出口和獨立關稅地位，就是在1950年代奠定的。

到了1960年代，美國政府建議紡織品實行配額制，香港紡織業界強烈反對，經過3年談判，香港終於接受了美國的限制。雖然港商的訴求未能全部獲接納，但香港紡織業仍然可以保住發展機會，而香港則在美國對華實行禁運的歲月，對外貿易仍可繼續擴展。隨着美國和香港貿易不斷開拓，美國商界也開始看中香港低稅制及營商環境的優勢，大舉進軍香港。

美國在冷戰年代對華實施禁運，香港和澳門也列入同等待遇，針對港澳，是擔心貨品循這兩個地方轉運入大陸，突破美國的封鎖線。現在大家都知道，當年對華禁運時期香港起了「窗口」作用（稱之為「後門」更貼切），很多物資循香港轉入內地，美國對此不可能不知情。

然而，美國在對華禁運期間仍然跟香港拓展貿易關係，後來更擴展到金融商業等領域，皆因香港尚有其他重要功能，包括蒐集情報、供越戰美軍作後勤休整等。冷戰年代中國和美國勢成水火，對抗之激烈不下於今時今日，所不同者，是香港在冷戰時期充分發揮了「橋樑」作用，一手運送急需物資入內地，一手開放讓美國在本地蒐集中國情報（當然得到英國默許），左右逢源，造就了香港的特殊地位和繁榮歲月。可以說，香港是冷戰年代的得益者，當年的實况，是「中國不好，但香港很好」！

一國兩制下與西方保持交往特殊地位延續

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後，兩國建立了正常交往渠道，香港扮演的獨特角色已逐步淡出；然而，八九六四把香港又再推向中國和美歐國家對峙的中心，香港再次成為美國和西方國家觀察中國大陸動向的瞭望台；當年美歐也對中國實施各種制裁，但香港卻以「特殊地位」繼續跟內地保持着各種聯繫，並且成為游說美國繼續給予中國MFN（最惠國待遇）的積極一員。

蘇聯在1991年解體，冷戰結束，香港的特殊作用理應完結，但當時西方國家在八九六四之後制裁中國，香港於是繼續發揮中國大陸的窗口角色，而且更進一步，成功協助大陸的國企改革、安排上市融資，吸納西方國家的資金，完成了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回歸之後，香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繼續與西方世界保持交往，香港的特殊地位得以在回歸之後延續。然而，北京在八九六四之後開始嚴防西方國家和平演變中國，擔心香港成為顛覆基地，香港不斷被要求承擔保護國家安全的責任，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則希望繼續利用香港影響大陸走向自由民主。

西方對港的「期盼」北京眼中的陰謀

在英國治下，香港只是一個「託管地」，沒有「國家安全」的考量，港英政府主要職責是「維持秩序」，確保在港活動的各方勢力（包括中國）不會越界行事。但是九七之後「國家安全」成為北京對港政策的「核心利益」，在這個前提下，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內涵跟九七前已經大有不同，西方國家對香港的「期盼」，成為北京眼中外國干預、顛覆內地的西方陰謀！

美蘇冷戰年代，香港和西方關係如魚得水，因而成為得益者，現在進入「新冷戰」時期，中國和西方國家再次陷入對立，香港能否在這個歷史時刻再次發揮獨特角色？

當前應考慮如何全方位跟世界各國聯繫

香港雖然已經「歸隊」，必須緊跟中央，但特區官員毋須變身成為「戰狼」，跟西方世界對着幹。香港的國際關係始終是我們的最大本錢，在目前的困難時期，香港的商人、學者、專業人士，都可以發揮中間人作用，為北京打通連接世界的各種關係，包括商業貿易、學術交流、專業合作等，北京官員不能做的，香港人反而可以發揮作用。在當前的非常時期，香港應該考慮如何全方位跟世界各國聯繫，打破歐美的封鎖，才是香港在新冷戰時期的主要任務。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陳景祥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在傳媒界工作逾30年，曾任職通訊社、電台、報章、網絡媒體，有豐富的編採和管理經驗。除了新聞界的工作，陳氏也積極參與新聞教育，曾任教樹仁學院，及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班課程。陳氏現為樹仁大學學術諮詢委員會成員，浸會大學傳理學院特邀教授。公職方面，陳氏於 2006年1月獲行政長官委任，擔任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成員，並在翌年提交檢討報告書。此外，他在 2010年1月獲香港證監會委任，出任投資者教育委員會（任期已屆滿）及產品諮詢委員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