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育真的過分擴張？|王于漸

1981至1994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大學本科生課程學位由2,500個增至15,000個，因期間政府修訂相關政策，把提供的學額與適齡入學人口的比例由原來約2.2%調高至18%，比率維持至今。

部分港人，甚至一些政府官員認為本地大學畢業生過多，這是由於有研究報告指出大學畢業生漸難覓得待遇優厚職位、從事普通文員工作者日益增加、待遇多年未見改善、新一代社會向上流動機會不足等等。

政府官員擔心，大學畢業生愈多，因未能覓得優厚待遇而感氣餒者也就愈多。向上流動性一旦受挫，社會會發生動蕩；而從經濟角度看，投資過度乃浪費資源，自然可免則免。

但實況是否如此？

教育回報的真相

1976至2011年間，適齡工作（20至59歲）的大學畢業人口由 87,000 激增至 1,033,000，即使人數大增，期內教育投資私人平均回報率仍由8.8% 上升至 14.8%（【圖1】）。

一生之中能獲 14.8% 的平均回報，已勝過環球表現最佳的投資基金經理。更重要的是，1976至2011年期間，即使大學畢業生佔工作人口比例由 4.1% 大幅提升至 23.1%，教育投資回報仍然有所增加。

至於期內由 16.6% 增至 22.7% 的特高大學教育投資邊際回報率，就更發人深省；同期內中學教育投資的邊際回報率則由 12.6% 升至15.8%，升幅縱有所不及，卻亦是持續增加。凡此種種，皆為香港教育投資回報並無遞減的最佳明證。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 Richard Freeman 在1976年出版的著作 The Overeducated American 中，就聲稱這確是當時美國面對的問題，其論據在於1969至1974年美國大學教育投資回報率下跌的現象。即使有關研究因未有顧及人口變化和商業周期效應而受到挑戰，甚至被指出現漏洞，但至少讓我們認識到大學教育投資回報率偏低和下跌是反映教育投資過高的概念。香港的教育投資回報率不但極高，而且升勢持續，又豈能以投資過度視之！

投資的時間考驗

既然如此，本地年輕人何以抱怨就業機會不足、待遇未見改善、向上流動性欠奉？究竟實際情況如何？將具備大學學歷與具備中學學歷人口在同齡階段的收入比率（【圖2】）互相比較，便可知一二。2011年，年齡25歲的大學畢業人口的收入相比同年齡的中學畢業人口約為1.5倍。收入比率跟隨年齡陸續增長，到65歲時可達5倍，不過1976年則截然不同，當年無論任何年齡的人口，收入比率均未見任何增長。

圖2：1976年和2011年各年齡擁有大學學位與中學程度的工作人口平均收入的比率

此項不尋常結果至為關鍵。1976年與2011年之間的收入比率為何有如此懸殊的差異？

由於香港近至1981-1994年期間才擴展高等教育，新增大學畢業人數主要集中於20至39歲的年齡組別（【圖3】），此組別人口中，大學畢業生由1976年的 60,000 人增至2011年的 694,000人；同期，40至59歲人口中，大學畢業生則由 26,000 增至 338,000，增幅顯然較低。此段期間，年輕大學生在大學生總數所佔比例一直維持在 70% 左右，改動略見波幅而已。

圖3：1976-2041年各年齡組別擁有大學學位人口的數量（千人）<br/>註：基於不變的教育政策，預測2021-2041年的數量。

總結【圖1】、【圖2】、【圖3】中的數據，可揭示出以下三種情況。第一、香港由於大學畢業生嚴重短缺，才會出現大學教育投資私人回報率漸增的現象。1980至2005年期間，全球經濟急劇擴展，加上中國經濟因改革開放而起，在技術人才需求激增的同時，香港卻受人口趨勢因素影響，形成人才短缺日益嚴重。

第二、本地大批大學畢業生投入人力市場，不過是近年才呈現的趨勢，不言而喻多屬年輕之輩。1976至2011年期間，年輕之輩佔大學畢業生比例一直維持大約 70% 水平，至今才漸見下降跡象。據有關預測，較年長一群佔大學畢業生比例將於2030年首度超越年輕之輩。

第三、由於較年長、具備大學學歷、較具經驗者數目較少，在職場上所獲待遇自然相當優厚；這現象令人誤以為年輕的大學畢業生缺乏向上流動性。大學學額急劇擴張，造成年輕畢業生收入不如較年長畢業生，但大學教育對終身收入的提昇不能只看年輕時候的得益。

大學教育的回報要隨着年歲增長與經驗累積，才可充分顯現。

人力不足的挑戰

可以假設舊畢業生因挑選程度更高，應較為精英，其收入反映較高的有效工資。由於大學學額急劇擴張，新畢業生人數隨之迅速膨脹，自然更把與較年長輩的待遇差距拉闊。但隨着較年長輩陸續退休，這種現象將逐漸消失。但在人力供應增長緩慢的大前提下，大學畢業生的待遇仍會享有優勢。

因此，對於近期社會上有指部分大學畢業生未能躋身經理、行政或專業人員等中產職級行列，或部分人只能覓得文員工作等，均不應視之為勞動市場出現錯配，或香港高學歷工作人口過盛的證據。

事實上有關職業分布的研究，一向價值不高，因為不能反映實質工作的性質與價值。正如【圖1】所示，2011年，在香港即使只具中學畢業學歷，其教育邊際回報率亦有 15.8%。能終身取得如此佳績的基金經理，恐怕亦絕無僅有。

香港的真正挑戰在於人力供應嚴重不足，工資雖然偏高，但生活水平卻因樓價及租金更高而未見理想。香港絕非教育過分擴張。

（封面圖片：Pixabay）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王于漸

現任香港大學金融學院經濟學講座教授、黃乾亨黃英豪政治經濟學教授，曾擔任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香港經濟研究中心創辦主任、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曾任芝加哥大學全國民意研究中心及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曾任多個政府委員會委員，包括中央政策組（兼任）、行政長官特設創新科技委員會、策略發展委員會、經濟諮詢委員會、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醫院管理局、房屋委員會、工業及科技發展局、土地及建築諮詢委員會、亞太經濟合作理事會（香港委員會）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1999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銀紫荊星章，表揚他對香港教育、房屋、工業及科技發展作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