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經濟發展近年停滯不前，各屆政府都嘗試不同的新政策，為經濟社會注入新動力。由於回歸後各屆政府領導層的理念和施政重點各有不同，造成一些影響深遠的長遠政策被忽略，並沒有持續性，特別是公共財政政策、人口政策，以及新產業政策等。
事實上，近年不少在香港出現的經濟社會問題，都與以上3個政策範疇有關，例如：稅基狹窄、退休保障制度爭議、「派糖」政策混亂、失業保障不足等，便是公共財政政策有所不足衍生的問題。
早年的「雙非」問題、近年的本地青年勞動力下降、部分行業的入口勞工需求持續上升、到國內工作等問題，則反映出人口政策的不完善；支柱產業競爭力下滑、新產業發展混亂，甚至如何把握「一帶一路」和大灣區機遇等，則是缺乏有效的產業發展策略所引致。
為了避免問題持續惡化，政府應當重視對長遠政策的研究工作，其中公共財政政策、人口政策以及新產業政策3者的研究，尤其是重中之重，否則香港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將會繼續困難重重。
政府政策研究能力不足
政府擁有最大的公權力制定公共政策，本應積極地為香港的各方面長遠發展進行政策研究，但政府一直受制於高層官員視野和認知的限制，政策研究工作一般只集中於一些社會當前面對的熾熱問題，至於推動長遠政策研究的意願和能力，顯然力有不逮。政府不時會外聘顧問公司進行長遠的發展規劃硏究，這絕大部分是涉及基礎建設和土地規劃，其與社會民生及經濟政策的關係是比較間接的。
以公共財政政策為例，政府於2002年成立的「稅基廣闊的新稅項事宜諮詢委員會」，向財政司提交了有關香港稅務改革的報告，認為政府應該透過開徵消費稅，來解決未來財政結構性赤字的問題。當政府於2006年參考此報告，就開徵相關稅項公開諮詢時，社會大眾（包括各主要政黨）卻因為消費稅的可能負面影響，強烈反對，逼使當局於諮詢期結束前，便宣布擱置該政策。
由此可見，政府原本的研究並不夠周全，以及對社會的政治反響評估不足。自專家在2002年報告中提出「結構性赤字」的觀點，這一直是困擾着特區政府財政政策的惡夢，大大制約了一些惠及民生的計劃。事實上，香港去年就算在疫情下及大量「派糖」，財政卻突然出現預計盈餘189億元。「狼來了」叫了20多年，我們是需要重新檢討的。
就人口政策方面，政府相關部門先後於2003年及2012年發表了兩份報告，前者只留於課題確立的層面，而後者則主要針對「雙非」問題。即使「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於2015年發表了一份較完整的人口政策報告，但除了在釋放本地勞動力上有較積極的論述外，其他重要的人口政策範疇都得不到足夠的關注。
舉例來說，鼓勵生育本是人口政策的根本，然而有關報告鮮有參考國際經驗（例如更友善的育嬰和育兒政策），以及引入措施的可行性。另一方面，政府建議透過推出「輸入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第2代計劃」，吸引港人子女回港發展，但礙於目標群組的人數不多，計劃至今沒多大成效。
再以新產業政策為例，產業發展是一項長期的政策，然而在現行政治制度下，特首及其管治班子以5年為一任，要其新產業政策在任內有明顯成效，絕不容易。而政府換屆後，更有可能因各種原因，改變上屆政府的新產業策略。例如梁振英在其第一份的《施政報告》中，已否定了上屆特首曾蔭權提出6項「優勢產業」中的教育產業和醫療產業，而測檢和驗證產業亦不再被重視，導致整個政策發展欠缺持續性，政府也沒有進行嚴謹的政策成效檢討。
民間政策研究先天不足
香港高等學府擁有一流的學者，應該是香港公共政策研究的核心所在。但大學一直只重視學術研究，這導致學者們對香港政策研究的關注不足；而其中涉及公共財政、人口以及新產業政策的持續性研究，更少之又少。政府近年對公共政策研究已加強重視，並增加撥款，但其效果是不明確的。
就香港公共政策研究方面，大學學者可向政府申請資助，其中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由以往的中央政策組改組而成）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提供多項的資助計劃 。最大規模的相關資助計劃為創新辦管理的「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以及「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
根據有關數字，前者在過去10年，批准研究資助項目約達300個；而後者自2016/17至2021/22年則批核了17項計劃（見下表）。
這17項策略性政策研究計劃，一般撥款都在300萬元以上，每項時間為期大概為3年。其中與大灣區發展有關的佔有8項，「一帶一路」及一國兩制則分別有2項和1項，這些項目與公共財政、人口及新產業政策都是不大相關的。
再者，在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方面，轄下主要有「卓越學科領域計劃」及「主題研究計劃」，兩者都涉及香港經濟社會的發展，但相關研究項目只佔全部項目撥款的小部分。自1998年成立以來，「卓越學科領域計劃」只在1999年批撥在香港大學成立了「經濟與企業策略研究所」，其他研究項目都是與科學和醫療有關的。
至於「主題研究計劃」方面，其設有4項主題，主題3為「加強香港作為地區及國際商業中心的策略地位」。在這主題下，自2016年至今，就只批核了3個與金融有關的研究項目。
在先進的經濟體系，除了大學研究中心外，高素質的民間智庫亦是一個主要的公共政策研究來源。香港民間智庫近年有所增加，不少都是有明顯的政治和商界背景，其研究涵蓋一般相對廣泛，並配合時事的需要。這造成一些需要持續深入探討的基礎性公共政策研究，沒有得到充分的關注。再者，智庫（除了極少數外）亦長期面對資源和人才不足、研究成果素質比較參差、不獲政府重視等問題。
政府成立政策研究所刻不容緩
總的來說，香港在長遠政策研究這範疇上，無論在政府內、大學和民間均落後於較先進的經濟地區。為此，筆者建議政府設立獨立專題政策研究所（由各大學承辦）。在政府高層的支持下，這些公共政策研究必須具有高水平，同時面向社會。其組織和運作的主要原則包括：
一、訂定清晰的職能及彙報渠道（能與政府高層、社會主要持份者溝通至為重要）；
二、成立有效的管理結構（以突顯其政策研究的獨立性）；
三、制定符合國際標準的政策研究框架；
四、提供足夠的資源；
五、吸引和培訓公共政策研究專才；及
六、專注長遠重大的政策研究。
國內和海外各國對本地政策研究都甚為重視， 社會亦有不少高素質智庫及大學研究中心，部分研究中心由大學籌募資金支持，部分則由政黨或商界所推動。在體制上，這些機構在政府之外， 受政府換屆和政黨輪替影響相對較少，但因其維持與政府緊密的聯繫，亦是政府「旋轉門」和人才庫的重要部分，研究成果多能得到關注。
香港公共政策研究所起步較遲，特別在公共財政、人口及新產業政策的持續性研究，現必須由政府作主導，以能達至事半功倍的效果。
趙靈敏
曾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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