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現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羅奇（Stephen Roach），2月12日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以香港股市表現為切入點，指「香港已玩完」（Hong Kong is over），頓時一石激起千層浪。
去年底，一些內地網民炒作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已成「遺址」，那時尚可說只是網上常見的無限誇張的戲言諷語，又或只反映少數「小粉紅」但求踩低香港的情結。但羅奇不是一般評論員，他曾長期駐港，熟悉內地和香港財經金融情况，自中國內地改革開放起，代表着華爾街大力鼓吹投資中國並從中獲得巨利的樂觀派，今卻對中國的未來轉調，並進而對香港作出如此刻薄而決絕的結論，港人情何以堪。
官方不認同其說，保持樂觀，認為勢頭仍好，甚至有形容「開始轉勢」。不過，對於近年一直看淡香港或已移民撤資者，卻若獲得國際投資老手的權威認證。或許更為關鍵的是第三類的感受，即在樂觀與悲觀之間游走的不少審慎觀望者，大致上乃「留港派」，一些縱存疑惑仍願為香港打拼，今見亂後疫後市場及輿論氛圍仍向負面走，連從前的大好友竟也變成大淡友，豈不受一定動搖？「遺址論」和「玩完論」來自完全不同背景，卻折射無論是內地或國際觀感上，對香港現况的質疑正在升溫。
「玩完論」三大因素
羅奇對中、對港的悲觀，在西方知識界中並非罕見，很多過去長期知華親華的美歐澳學者，近年紛紛變成疑中、反中派。為何如此逆，國家及香港須予深思，莫輕易訴諸「反共反華勢力忘我之心不死」論。
他提出三大因素：一是內部政治，認為《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已由北京直控，本土自治與自由市場收縮；二是中國因素，認為中國經濟已碰壁（類似「中國見頂論」），並陷入3D的結構性困局，即debt債務、deflation通縮、demography人口（下降），中國內地不濟則香港難以翻身，「深陷中國製造的陷阱」；三是全球趨勢，即不斷惡化的美中角力及地緣政治，在美國厲行對中國的「友岸轉移」（friendshoring，或稱友岸外包）政策下，香港陷於「戰火」而缺乏政治迴旋空間去選擇自己該走的路。
香港注定衰敗？
香港真的「注定」衰敗嗎？從大歷史去看，似乎沒有一個城市能恆久不衰的。香港身處劣境，不能因昔日盛世而想當然，以為大灑金錢多搞盛事便可輕易返回世界舞台中央，因為世界已變，國家也在變；而香港經歷了2019年的悲劇後，已大不如前。歷史上充滿roads not taken（未選擇之路，註1），香港回歸後四分之一個世紀錯過不少機會；若選擇不一樣，或許今天處境不至如此惡劣。往日的選擇，決定了當下的路徑依賴；怎樣續走下去才最重要。
香港以一己之力的確沒法左右國際和國家變局。不過，事物總是外在環境與內部應對不斷互動下去產生結果，乃動態而辯證，就好像社會學大師Anthony Giddens的結構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所指，「結構」（structure）與「行動力／實踐介體」（agency）之間互動的關係。結構並非死板存在的制約──有人視為受制而無作為，也會有人換個角度尋找「可為」的空間，作出不同的戰略選擇，所以大局也因行動力之介入而不會一成不變。那香港可怎樣應對大環境結構之變，不至再構成將來惋惜不已的「未選擇之路」？
一直以來，討論香港前路，無不依賴從前成功之道所提供的框架，包括經濟發展、政治和社會治理方式。國家提出一國兩制構思，本可讓港人對未來有新的想像空間；可惜在後來維持現狀、一切不變的主旋律下，少去認真思考所需之變。今天出現問題，並非純因偏離了過去所謂成功的範式，也因缺乏對未來變局的洞察和把握。經歷了2019年動亂、地緣政治逆轉，香港已不能以為可再尋從前範式而重拾光輝。從這個意義言，依附舊範式、舊地緣政治的香港已到窮途，或說「玩完」；但新形勢下出路如何？
中美鬥而不破
天下不再太平，全球化與去全球化交錯、區域戰爭再起、生態危機加劇、經濟前景不穩，文明制度與價值的衝突已成新常態。同時，世界多邊，不再環繞單一體系運轉，再無單霸獨主全局。此乃各國不分利益和意識形態，均須共同面對的威脅及挑戰。高度互賴依存下，無論分歧有多大，完全拉倒脫鈎或互為否定對方的存在，乃最壞也近乎不可能的選項。
中美作為世界至強兩國，舉足輕重；儘管關係惡劣，最終還須互相適應和接納，達至新的結構平衡。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11月在舊金山舉行「習拜會」後，於美國友好團體聯合歡迎宴會上致辭強調：「中國從不賭美國輸……美國也不要賭中國輸。」中美角力已成定局之餘，但中方不敗下，美方只能尋求穩定衝突的新格局，即共同管控分歧、鬥而不破。此乃國際歷史上常見的鬥爭藝術。
香港的命運，已與國家的命運緊扣一起，榮辱與共，不能想像可返回往昔中西左右逢源的日子；但站穩國家利益立場，尤須發揮好其國際化特色，認真思考如何在新地緣政治環境下重塑中西、中外之間的橋樑角色，並藉特區的建設，讓世人從香港的實踐能夠見到幅員廣闊多樣的中國一個活潑誘人、自由開放的一面（包括城市的面貌、靈魂與空間）。這才是說好香港故事和中國故事的核心，就此香港須再認識世界及國家的未來。
猶看國家的未來
最終猶看國家的未來。內地改革開放以來，綜合國力拾級而上，1990至2019年約30年間，貢獻全球GDP（本地生產總值）增長逾四分之一。儘管疫後中國經濟復甦弱於預期，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3年5月估計，亞洲貢獻全球增長達七成，當中中國有相當佔比。中國的國民儲蓄率位於世界高水平，遠超美國，也勝印度；加上龐大的基建網絡、創科能量，以及邁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的產業轉型，造就對未來發展有利的「維持因素」（hygiene factors）。
但是國家大、包袱重、問題多，制度和政策也像其他大國般有其制約和盲點，須不斷深化改革，更不能低估當前所謂3D造成的困難。解決之道靠政策對頭，理順資金鏈，好好解決債務和就業問題，重建民企信心，讓人們放心投資和消費；並要擺脫長期「放亂收死」的惡性循環怪圈，減少社會代價。從粗放型走向精密型發展的路徑上，關鍵是提升生產力的素質和科技含量。
中國增速放緩，就等於繁榮結束？從長期發展脈絡去看，中國崛起大勢已成，縱有波折起伏，且一個較成熟經濟體其增長率必然由前期超高點下調，但不見得會如一些極端論調所言陷入長期停滯萎縮。目前而言，若內地的增長率能於4.5%至5%左右穩定下來，已屬不俗的表現，看看發達國家包括美英日等的表現便可見。日本常被視為停滯30年，那今天是否已一蹶不振、崩潰倒下？還是仍不時展現新生動力及軟實力？中國的體制有缺陷也有其韌力，不會停止改革，總體上仍能在矛盾中前進。
香港面對兩大挑戰
一個具備發展實力、對未來充滿願景和進取的中國，不會讓香港「玩完」，並期望香港利用其另制特色及國際化，對國家發展作出更大貢獻。但香港要負上港人治港的主體責任，以前未有居安思危，現在須居危思變。香港常言位處亞洲要衝、市場開放、司法健全、便利營商、匯聚人才、信息自由、基建發達、全球連通，固然乃實力和韌力所在；關鍵在於新變局下能否鞏固並善用這些優勢，善作戰略選擇，深化產業轉型，因勢利導，靈活突破。
目前而言，面對兩大挑戰：（1）正如我上篇文章指出（註2），香港因內外因素被「去兩制」化的風險日增，若處處只跟內地、靠國家，未能發揮獨特所長和貢獻，則所謂制度優勢會成空話，融合與獨特並不對立，要善於統一銜接與平衡；（2）特區政府及社會上能否好好把握國安法下對經濟市場、國際化城市和公民社會的治理藝術，避免出現抓得過死或自我設限，致遏抑本多姿多彩的生活和工作氛圍。
當香港仍能匯聚本地、內地及海外人才，活力充沛，大中小企能展所長，當社會上人心振奮、暢所欲言、創意自由、敢於作為，自信地面對不能迴避的新環境挑戰時，香港就不會「玩完」。當下考驗的是香港的agency能量。
註：
- 美國詩人Robert Frost的1915年名詩之題
- 張炳良，〈保「本」為重 警惕被「去兩制」化的坎穴〉，2024年1月3日《明報》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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