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已成「失敗社會」？

重大的危機或外來威脅會提升社會的凝聚力和政府的公信力；但看來特區政府非但無法兌現「疫症紅利」，反而削弱了自己的「績效合法性」。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的局勢轉趨平靜。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集體請辭，特區政府的強勢領導看來理所當然。可是，這不是志得意滿的時候。在多數港人的心目中，特首林鄭月娥和一眾司長，以及警隊的道德地位（moral standing）已經「止跌回升」還是「繼續尋底」，大家心裏有數。更可惜的是，特區政府在防疫抗疫上進退失據，處處顯示官僚系統的僵化思維和反應遲鈍無法有效應對急劇變化的疫情。一般而言，重大的危機或外來威脅會提升社會的凝聚力和政府的公信力；但看來特區政府非但無法兌現「疫症紅利」，反而削弱了自己的「績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

香港當下的穩定固然得來不易，但穩定和平靜底下有一股洶湧的暗流，來自市民對政府和北京的不信任。信任有多重要？美國前國務卿舒爾茨（George Shultz）最近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指從商者最大的本錢（coin of the realm）是取信於人，而從政者最大的本錢是取信於民。

這是年屆百歲的舒爾茨的經驗之談。他在二次大戰服役於海軍陸戰隊，官至上尉。在麻省理工學院博士畢業後加入政府，歷任勞工部長、財政部長及國務卿。任內處理過的棘手問題包括鋼鐵廠的勞資糾紛，以及緩和與蘇聯的緊張關係（史稱「緩和政策」Detente）。

在這篇題為〈我在百年來學懂關於信任的十大要事〉（＂The 10 most important things I’ve learned about trust over my 100 years＂）的文章，舒爾茨寫道：「只要有互信——不管是在家庭、學校、辦公室、政府抑或軍隊——好事自然來。若沒有互信，好事不會來。除此以外，其他一切只是微末枝節。」

在戈爾巴喬夫領導下的蘇聯不再與美國為敵，這件改寫歷史的大事於舒爾茨卸任國務卿後發生；但倘若美蘇兩國的領袖沒有互信，冷戰會以如此和平的方式結束嗎？即使不談歷史，只說生活，信任的重要性也同樣顯而易見。簡而言之，任何涉及與人打交道的工作，即所謂＂people business＂，成功的關鍵都離不開建立互信關係。人與人的互動若在互信的基礎上進行，便會互補不足、製造雙贏和產生協同效應。否則便會導致猜忌、傾軋、出賣和勾心鬥角。在所有重要的人際關係之中，包括夫婦、師生、同事和買賣，信任皆擔當關鍵的角色。

香港的前景未許樂觀

這也是成功社會與失敗社會的最大分別。失敗社會（failed societies）必然是低信任度社會（low-trust societies）。至於低信任度社會是否也必然是失敗社會，似乎也只是遲早的問題。香港的前景未許樂觀，因為無知、恐懼、仇恨、政治爭拗、文化差異、社會動亂和警民衝突，已經徹底破壞了管治者與被管治者的互信關係，粗暴地將香港扔進「低信任度社會」的類別。

美國智庫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聯同雜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每年發布「失敗國家指數」，尤其值得港人參考甚至引以為鑑的，是它沿用的所謂「國家脆弱性指標」（Vulnerability Indicators）。這些指標分為社會、經濟與政治三大類，包括「遺留着尋求復仇的集體種族怨恨或偏執」、「長期和持續的人口及人才外流」、「群體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均」、「國家被視為罪惡及或不具正當性」、「法治中斷或人權受到廣泛侵犯」和「受到外國或外來政治勢力干預」。從這些指標看來，香港不是脆弱到近乎不堪一擊嗎？

原刊於《亞洲週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