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專業服務軟實力的貢獻

 

 

 

 

回顧歷史，香港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一直角色關鍵，在改革開放之初香港是中國外資流入的主要來源地，大批港商及技術工人為珠三角等地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香港也由於善用了內地經濟起飛的機會鞏固了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包括協助中國企業以香港為基地募集海外資金進一步壯大業務。從90年代起，香港不少生產性專業服務 （譬如會計、法律、測量以及工程）均開始到內地發展，令中國的商業、會計、金融等制度建設走向國際水準。

 

 

香港向來是一個海納百川的城市，在環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德勤 （Deloitte） 2016年全球軟實力報告中，香港排在亞洲城市中的第一位，報告指香港的人才來自世界各地，從事知識型產業的77萬人分別來自39個不同地區，全球與香港有直接聯繫的院校或企業高達3,491間，有業務往來的國家達79個，任何企業來香港都可以輕易找到對應的協作夥伴。此外，美國傳統基金會今年連續22個年度選出香港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2016年的報告中香港的競爭力也是名列全球第一。筆者一項關於香港會計業持續發展的研究發現，雖然逾五成的會計專業被訪者認為國際會計準則頻繁改動將增加業務成本，但絕大多數被訪者均同意加強監察同業的專業操守，也支持香港繼續緊跟國際會計準則，充份反映香港秉持的專業質素和制度理性等核心價值。

 

深入香港社會各業操作的優良制度傳統（如尊重人權，包容多元，法治等）將對一帶一路的開放思路發揮具體的推進作用。關鍵是如何轉化香港既有的專業力量、核心價值和制度文化，使之成為建設一帶一路所需軟實力的原料和催化器。下面我們初步勾畫一些可能的方向。

 

 

隨着一帶一路項目推進，中國企業對外簽訂的合約將愈多，可以預見涉及合約條款和項目執行的糾紛也隨之增加，如何妥善解決商業矛盾將非常重要。不少評論已指出，面對專案違約將會是中國發展一帶一路的重大風險因素，以緬甸水電站及斯裡蘭卡基建項目為例，由於當地政府更替的影響致使專案遽然中止，中國企業面臨外地企業或政府違約往往欲訴無從。中外學者似乎都有共識，遵守國際法是國際合作的基礎，如果不能構建出一套共同認可的遵守理論，國與國之間將無法檢驗條約、國際習慣或其他協議，也無法作出違規仲裁或落實執行仲裁。 問題是中國在國際法的經驗尚不足以應對一帶一路即將帶來的新要求。中國解決商業糾紛的仲裁機制發展迅速，去年全國的商業仲裁案件超過13萬宗，當中涉外的案件2,085宗，占總數1.5%，且絕大多數是與港、澳、台合資企業有關。中國仲裁法學會承認，中國的仲裁機制與國際認可的水準仍有距離，缺乏國際認可的仲裁機構約束了中國仲裁機制的進一步發展。

 

香港的優越司法體制正可補足這方面的短板，香港早在1985年設立了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處理跨國的商業糾紛，去年受理案件涉及金額達62億美元，參與仲裁的當事人來自41個國家。倫敦大學的全球最受國際商界人士歡迎仲裁中心的調查指出，香港排名全亞洲第一、全球第三，僅次於倫敦和巴黎。大多數受訪者指出，選擇仲裁地點時首要考慮當地整體法律體系的信譽、其次是相關仲裁法律是否完善。香港的普通法體系向來備受稱頌，亦是亞洲國際法律服務業的樞紐，擁有超過一萬名執業律師及大律師，當中註冊外地律師超過1,300名，全球排頭100位元最具規模的律師事務所有一半在香港設有辦事處。香港法律教育體系完善，其中香港城市大學多年來提供度身訂造的碩士及短期課程給中國內地的初級法官，為提升中國司法水準持續出力。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於2015年11月已在上海自貿試驗區設立代表處，是第一家境外仲裁機構進駐內地。有內地法律學者建議，內地仲裁機構可與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合作組建新的「一帶一路仲裁中心」，相互取長補短，共同草擬一帶一路專用的合同文本。香港內部也有建議港府委任「一帶一路法律專員」並建立服務綜合大樓。中國以香港為基地發展及完善一帶一路的仲裁體系，不但可以保障中國企業在海外專案的法律權益，也可彰顯國家積極參與國際規則這些重要的國際公共產品，體現大國責任的承擔。

 

 

大型基建乃目前一帶一路具體項目的重點方向之一，根據亞洲開發銀行以及經濟學人等機構的推算，亞洲由2010年至2020年的十年間合共需要投入八萬億美元作基礎建設，以維持各國的經濟增長水準，亞洲區內傳統的跨國基建金融機構亞洲開發銀行每年能提供的融資金額約為210億美元，資金缺口極大。在這情況下，雖然中國已牽頭設立亞投行（初始規模1,000億美元），並輔以絲路基金（初始規模400億美元）、金磚開發銀行（初始規模500億美元）等新的支持平台，但面對每年數以千億美元計的基建開支需求仍然足襟見肘。中國投入钜資參與鄰國基建不單加重了自身的金融風險，很多時還引來非議，批評中國意圖主導別國公共建設。

 

香港可以成為一帶一路項目尋求國際商業融資的平台。以三峽南亞參與巴基斯坦水電站項目為例，三峽南亞為中國三峽集團在香港設立的子公司，中國三峽集團與巴基斯坦簽訂水電站建設協定後，通過三峽南亞在香港為項目融資，結果獲得世銀旗下國際金融公司入股，亦成為絲路基金入股的首個項目。日後中國企業亦可以在香港為項目引入國外的主權基金、私募基金或其他私人投資者，多元化的股權分佈可以減輕中國主導一帶一路的印象，和多國投資者共用利潤有利減少執行過程中不必要的阻力。透過香港這個金融平台，既方便了一帶一路專案募集多元化的資金，也為外資參與一帶一路提供了管道，落實「共商、共建、共用」專案的理念。

 

 

中國近年不少大型基建傲視全球，由穿州過省的高鐵以及高速公路、橫江而立的多座大型水壩、到各地高聳入雲的摩天大廈，均見證了中國專案建設的能力。不過問題仍然不少，諸如前期可行性評估和建設過程監督的表現均足以影響專案的質素。中國企業聚焦工程進度而相對輕視專案對周遭人文及生態環境影響的形象，亦往往不利專案在當地順利執行。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2016年5月來港訪問時，指出尼泊爾2015年大地震，當時首都加德滿都大量房屋倒塌，唯獨由香港工程師監理的援建建築 （當中包括尼泊爾國家武警學院）絲毫無損，引證香港的專案管理質素，如果中國建造的速度加上香港管理的嚴謹，項目效果將相得益彰。香港的公益類非政府組織在不少發展中國家設有許多社區項目，中國企業可以邀請他們協助處理涉及居民及環境的事宜，有助改善企業與當地居民的關係。

 

事實上，項目如果失去了當地民眾的支持，不單在推進時或會受阻，也會在國際間形成負面的口碑，因此任何項目都應該致力使在地民眾切身感受到項目的良好效益，亦唯有如此，才能做到一帶一路祈求的「民心相通」效果。

 

 

金融海嘯後各國更認信貸識評級機構的重要作用。有研究指出，金融海嘯爆發的成因之一是標普、惠譽以及穆迪三家美國國際評級公司向不合資格的債券貿然發出 AAA 評級，令市場失去判斷市場風險的指標，大筆資金因而流向了拿取 AAA 評級的次按垃圾債券，最終令大批投資者血本無歸。這三家評級公司事後雖然受到責難，市場地位並未因而根本動搖。2011年三家評級公司連環下調歐洲諸國的主權評級，更直接催生了另一場金融風潮，由於三家機構威力強大，因而被業界形容為「不見煙焇的子彈」（invisible shoot）。為了擺脫影響，包括金磚五國在內的一些新興市場國家都擬另起爐灶設立新的評級機構與之兢爭，唯至今成效未彰。

 

中國亦有多傢俱規模的評級機構在國內開始建立了一定的公信力，但未能突破國際瓶頸，中國企業今在境外發行債券時候仍要採用三大國際評級公司。中國評級機構和三大評級公司給予同一家受評企業的評級往往亦不一致，成為外界質疑中國評級素質的口實。

 

 

為了加強與國際接軌，包括中誠信、大公以及鵬元等中國評級公司近年陸續來香港設立分公司，意圖擴大公司的影響力。但內地評級機構成立歷史尚短，缺乏令人信服的往績。從交易所或監管者的角度看，香港監管機構必須依循市場運作和力求保護投資者利益。提高國內評級機構的認受性方向唯有兩條：一、擴大市場需求。繼滬港通以及深港通後，港交所已開始與內地商討實行債券通（bond connect），務求讓外國（包括香港）投資者可以透過香港投資內地債券市場，和內地投資者參與外國債券市場，屆時在港有分支機搆的內地評級公司便會多了工作機會，並可藉此逐步建立品牌。二、持續地提高評級工作的素質和標準，重視人才培訓，以與三大國際機構看齊並超越之為目標。

 

 

一、根據商務部的數位，截至2015年底，內地累計批准港資專案386，213個，實際使用港資8，333.3億美元，占境外投資總額 50.7%。 內地對香港非金融類投資累計4，059.6億美元，占海外投資存量總額53.1%。

 

二、擠身2016年《財富500》頭50位的中國公司中，絕大部份都有在港掛牌 ，當中包括了中石油、中石化、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國建築以及平保等等。

 

三、Deloitte, Global cities, global talent, London rising soft power, 2016: London.

 

四、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的競爭力評分包括4個大項:「經濟表現」、「政府效率」、「營商效率」和「基建」，而香港在「政府效率」及「營商效率」都名列全球第一。

 

五、李芝蘭等，「香港會計業持續發展與社會流動」《灼見名家》2016年5月11日。

 

六、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on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A Risk Assessment Report,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Limited, 2015.

 

七、韓永紅，「國際法何以得到遵守」，《環球法律評論》2014年第4期。

 

八、中國仲裁法學研究會《中國商事仲裁年度報告（2015）》。

 

九、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統計，2016年10月14日下載自: http://hkiac.net/zh-hant/about-us/statistics。

 

十、 2015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urvey: Improvements and Innovation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十一、 韓成科、宋小莊，「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香港高端專業服務平台」收于林健忠主編《一帶一路與香港》頁210-216。 香港 :三聯書店。

 

十二、 香港政策研究所、香港願景 （2016）《香港成為國際法律樞紐:把握一帶一路的機遇》，香港願景召集人為香港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

 

十三、 王冬勝，「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香港集資融資和財富管理平台」收于林健忠主編《一帶一路與香港》，頁155-166。香港: 三聯書店。

 

十四、 有些評論質疑中國可以透過要求借貸國償還利息等手段操控別國的經濟政策，也有意見認為中國將會在工程中偏向選用中國制元件，藉此形成壟斷，詳見“Massive Chinese Lending Directed to Silk Road”, Global Trade Review, 01-07-2015.

 

十五、 有研究以中國高鐵為例，指部分中國企業到各地競標都以低價為賣點，影響了工程質素，可參考Hongpeng Ma （2015） ， “SWOT Analysis on China’s High speed Rail to the Oversea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ogistics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nd Computer Science.

 

十六、 Alexander Cooley, “New Silk Route or Classic Developmental Cul-De-Sac?”, Ponars Eurasia, pp.1-7.

 

十七、「一帶一路沿線商機多 建築界盼港府搭橋政策扶持」《大公報》2016年5月23日。

 

十八、 Paul Ramskogler, “Trac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OECD Journal: Financial Market Trends, Volume 2014/2.

 

十九、  Paudyn, Bartholomew （2013） Credit rating agencies and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performing the politics of credit worthiness through risk and uncertain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4） pp. 788-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