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學生需要什麼樣的中文？

有某私立學校有別於其他國際學校，標榜打好學生中文根基。據說校內中文科教材比本地學校及國際學校艱深，例如小學和中學需要讀約280篇古文，又規定初中生必修中國歷史，甚至《詩經》、《三字經》等古籍元素，也會在學習階段中滲入。

這顯然是因應香港的國際學校被指遠離中文的學習而思以改變和強調。能否得到理想的效果，只能等着瞧了。

中文學得好不好，和教學語言的採用有密切的關係。香港學生很長時間以來都被教學語言所折騰了。近年香港家長流行送子女入讀國際學校，英文的學習是沒問題的，但卻帶來中文能力偏低的困惑。有家長知道如果希望子女長期在香港發展，不懂中文會是很大的障礙。為補救這現象，有些會送子女進補習學校，或在課餘由家長引導多接觸中文，多讀中文的課外書等。但這些補救，不用很多時間已知道很難達標的，原因是中文艱深，沒有適當的語言環境，要由學生自學會很困難，更不用說要求達到有高程度的中文水準，甚至有深厚的中國文化素養了。

無須新模式或新思維

學習語言一直都很困擾香港學生。以前香港中學有英文中學和中文中學之分。回歸以後教育政策希望中英學校有較明顯的切割，例如英文學校（除中文中史外）要用全英授課，學校的生活語言也希望量用英語，不能這樣就轉為中文中學。政策引來很大的反彈，最後被所謂教學語言微調政策所取代，即是學校已沒有英文中文之分，就由學生的語文水平來界定教學語言，即是說同一間學校也可能因學生語文水平不同，而有英文班和中文班之分。

這類模糊中英界線的處理方式，不過是把語文學習的熨手山竽暫緩處理，讓市場的要求（包括升大學和就業）來決定教學語言的性質和密度。

但不論英文中學或中文中學，香港學生的中英語文學習，沒有逼切到要用什麼新模式或新思維來處理，原因就是香港學校除了有較明顯的教學語言分際之外，香港大多數學生都是以中文為母語，在學校以外的生活語言都是中文，因而對中文的學習，完全沒有被疏離甚至被隔絕的感覺。就以一些實例來說明。一位英文中學的學生，由於其英文水平是在升中時被界定可用英文學習的，所以在課堂中大多數的學科都用英文，但仍維持一定水平的中文學習。學生如果資質不差，小學畢業其實已能掌握完整的中文基礎。再學上去，是加深個人的文化素養。所以中學畢業已能運用中英兩種語文，儘管在思維深度的訓練上以中文（即母語）學習會更優勝。但英中學生較易升大，在職業市場也較受歡迎，所以什麼高階思維相對已顯得不太重要。有此現象，全靠母語在學生成長過程中還有很大比重的作用，造就香港學生有某種學習上的特質，放在世界學林中也不見得比人遜色。

但國際學校完全把這種微妙的語文學習結構打破了，原因就是學童很早便被要求轉換母語。在學校中全用英語不用說，有些香港家庭也把英語作為子女的生活語言，他們對中文的疏離是沒法子避免的。

其實怎樣形式的學習，都有其優劣之處。香港學生基本上以中英兼擅為學習目標，在大學學位和職場的競逐上有優勢，但在學習過程中付出的心力卻較一般國際學校學生高。相反國際學校較重視學生的全面發展，學得一種流利的國際語言不用說，就是學習訓練都是較側重學生個人性格的鑄鍊，培養較優秀的人際溝通技巧，有較全面的國際視野，這些都是香港學生相對缺乏的。當然他們有學習的缺點，就是不懂中文。但這嚴格來說不是缺點，只是性質。你能要求一個美國或英國的中學生懂中文嗎？

所以走哪一條學習路，最原始的構想就是認同哪一種教學的價值。家長花費鉅額的學費，讓子女進入國際學校就讀，就是希望子女快快樂樂，心智健全，體格強壯，拿得到這些好處，但對子女完全疏離中文卻憂心忡忡，甚至想用人為的方法逆向補充缺失，哪就不免和教學原則和成長過程有較大的扞格了。

鄭楚雄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從事多年文教工作，長期為報章撰寫政治、文化、教育等評論，亦從事書法創作。八十至九十年代出版過多種教材。作品有《困學集》、《過渡期香港政論文輯》、《在教改的前沿上》、《教場觀隅錄》、《那年那月，教育大事件》、《教學論爭，記錄在案》、《你不可不知的中國文化40問》、《你不可不知的文學的人生啟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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