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作者於2023年7月發表《世界級大都會──港深雙城的演化經濟地理學》新著，其第一章初稿於出版時有所刪減，以下為完整文章，分兩期刊登。
2017年由中國國務院正式提出了「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及發展戰略框架。從此，香港和澳門如何進一步融入珠江三角洲的發展，成為這個地區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議題和內容。之後的5年，隨着相關議題、項目和研究愈來愈多，大灣區概念也愈來愈清晰，特別是關於三大核心城市──香港、廣州和深圳在這個區域的核心地位也愈來愈明顯。
其中，香港和深圳是兩個陸路緊密相連的大都市，一直有人不斷討論深港兩地如何「同城化」，雖然中央政府三番五次地強調一國兩制50年不變。而2021年底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發展北部都會區，讓人們看到兩地互動發展可能會進入一個新階段。那麼，到底今天這個局面是如何形成的？怎樣才能在今天的基礎上，找到一個比較理想的發展途徑，讓香港和深圳在未來的互動合作中都受益，並有利於整個大灣區的發展甚至國家的利益？我們也許應該從過去這兩個城市如何走到今天的過程中，找到比較清晰的答案。
獨一無二的大都市兄弟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英佔香港並沒有立刻回歸。在一個1000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以自由港經濟體為本的香港，靠着香港人的勤奮和拼搏，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40年工業化期間崛起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成為當時新興經濟體的代表。最近碰到一個香港新界的的士司機，還聽他美美回憶當年每天打兩份工，雖然辛苦，住的地方也狹窄，但卻捨得大魚大肉、全然不擔心未來的感覺。
也是40年──從1979年國務院將寶安縣改制為深圳市，並在這個緊鄰當年英國管治下的香港的地方成立經濟特區，到2018年深圳國民生產總值（GDP）以美元計算正式超越香港。超越香港的不僅僅是GDP。僅為香港面積兩倍的深圳，從設市接過的寶安縣33萬人（1980年）到2020年11月1日常駐人口高達1756萬人（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已經比香港人口（745萬，2020年）多1000萬有餘。精彩的是，仍然有很多青年人才源源趕來，加入這近2000萬人口、超高密度的城市發展未來。
世界上雖然有很多所謂「雙子城」（Twin-City）的地方，但兩個相鄰大都市在70年的跨度裏如此快速崛起和成長，而且是在一個幾百萬人口的大城市身邊，長出一個近2000萬人口的超級大都市，這絕對是人類歷史上的獨一無二。更令人叫絕的是，兩個城市之間由一條實行一國兩制的硬邊界相隔，確保兩地不同，並通過有限往來，形成高度互補。
單一因素無法解釋港深演變
有人認為，香港的成功，是因其得天獨厚的港口條件。事實上，有這樣條件的地方很多，比如福建的莆田、山東的日照、廣東的湛江。有人認為，深圳的成功是因為成為改革開放試驗區的經濟特區。廣東的汕頭也是，不過至今為止與深圳的差距愈來愈大。有人認為，深圳是依託香港的優勢和與香港的密切往來。的確，鄧小平先生當年極其遠見卓識地決定在香港旁邊建設特區，就是為了充分利用香港，成為中國接近和走向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中的關鍵步驟。這是在內地當時的計劃經濟板塊的邊緣，開闢了一個試驗田，引進市場因素，並承接和發展在香港已經證實了的成功。
前面提到，香港成功的40年和深圳成功的40年，其中有10年，即1980年代，是重疊的「承接期」。不過，並非貼在成功城市邊上發展，就能成功。馬來西亞的柔佛就在新加坡身旁，每天數十萬人騎摩托車往來，也沒見它像深圳這樣崛起。顯然，單一因素解釋不了香港和深圳的演變，更解釋不了為什麼兩個大都市會的經濟可以在一國兩制的環境下差異化發展，先後成功。
當然，應該不會有人忽略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起飛這個歷史大背景對這兩個城市的決定性影響。不過，從中微觀的地理角度觀察，深圳特區成立以來的40年，城市發展中心一直在它的南部，雖然在從東向西地移動：羅湖/福田──南山/前海。與此同時，香港也一直把它的發展核心區努力保留在維多利亞港周圍：港島北的中環、灣仔、銅鑼灣，九龍的尖沙嘴、啟德、觀塘，2015年再提出在港島和大嶼山之間填海造地的「東大嶼山」都市發展策略。有深圳規劃者形容，「深圳用臉去貼香港，結果香港給了個後腦勺」。
香港史上的空間轉折
2019年，香港出現1997年以來最大的政治風暴，以「攬炒」行動搞「光復」。兩年不到的時間，不僅攬得了《國安法》，更由特首林鄭月娥在2021年10月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正式提出「北部都會區」概念，劃入北部兩個行政區共300平方公里的土地，規劃在2030至2048年期間，把人口從目前的95萬增加到250萬，並在這裏新增25萬就業機會和90多萬套單位。從隨後規劃署發布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看到的細節說明，這將是香港有史以來（而不是1997回歸以來）第一次大規模開發接近北部邊界的地區，從空間上出現了一次歷史的轉折。
中國有句成語──起承轉合，是用來形容一個好的故事，一篇好作文，一齣好的戲劇，往往由這樣4個階段組成：起、承、轉、合。有意思的是，香港和深圳這對城市的發展故事，剛剛用了70年的時間，走過了（香港崛）「起」、（深圳）「承（接）」的兩個階段，來到了「轉」折的關鍵時點，將迎來幾十年整「合」的時期。
我相信，這次的「轉」，對港深兩城未來發展是決定性的。不過，《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給出的仍然不過是一個願景：香港把身子轉了過來，臉對着深圳的臉；至於她打算如何與對方交往，在交往中是矜持還是豪爽地應對深圳的主動，都是未知數。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兩位多年來形成的「人格」，當然也受到「家庭背景」和「社會環境」的約束和影響。
誠然，現實世界不是戲劇，不可能按照導演的意願編排。人類對世界的認知其實很有限：上千名科學家用了30年時間才證明了人類活動有95%至100%的概率是近半個世紀地球表面溫度上升2度的原因！然而，我們仍然希望知道今後港深關係會如何發展，因為它不僅關係2000多萬人口的生計，更通過粵港澳大灣區與整個中國未來的進程密切相關。例如，如果2050年港深都會圈不能實現碳中和，整個大灣區這個在中國製造業最領先的地區就無法達至碳中和目標，國家對世界的承諾也有可能落空。因此，回答這個核心問題也就成了本書的初衷：究竟一國兩制下的港深兩制雙城將如何演變下去？
演化經濟地理學的思維方式
看清現實，最重要的是有合理的觀察角度和分析框架。筆者認為，近年流行起來的「演化經濟地理學」（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的思維方式很適合。所謂「演化」，是從生物學引入經濟學，然後再引入經濟地理學的概念。演化是一個發展、自我改造、震盪後自我組織的過程，表現為很長的一段時期內會產生有序的繼承事件。
與傳統經濟學不同，演化主義主張不確定性、非線性、偶然性以及不可逆性。它在經濟分析中放棄了傳統微觀經濟學中的最優化，承認歷史或者過去帶來的「路徑依賴」（ path dependence），包括「技術路徑依賴」和「制度路徑依賴」，地理學者更加入了「地點依賴」（place dependence）。整體上，這種分析框架注重對過程的分析，而不是以「最優」目標導向的純理論結果分析，因此演化思維可以用發展的眼光看待未來的多樣性。
由於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社會或者經濟過程必然發生在特定的時間和特定的空間，因此，演化經濟地理分析可以用在比較微觀的，比如一個創新工業園區的成長分析，也可以用於比較宏觀的，比如一個地區社會經濟演變的過程。重要的在於把握特定時間範圍、特定空間尺度、發展動因和約束條件/環境一起組成的動態過程。
港深兩個相鄰城市發展的起承轉合，有著相當清晰的時間範圍和空間尺度。正是因為兩個城市有明顯的發展動因差異和約束條件差異，以及所處的地理位置和發展階段不同，才出現了世界獨一無二的「起」、「承」，並走到了今天的「轉」 。
由於存在路徑依賴、制度依賴和地點依賴，對港深動態關係理解的深度，將決定對這個兩制雙城大都會未來走向判斷的可靠性，從而制定出更合理的向期望方向發展的對策。
港深雙城的演化經濟地理學 2-1
延伸閱讀：〈港深發展特徵有何異同？兩地如何創造新比較優勢？〉（港深雙城的演化經濟地理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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