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為智慧城市的本土思考

香港政府在2014年開始以「智慧城市」（smart city）作為香港科技發展的口號，曾發表一系列研究報告，刻劃出六大發展範籌。羅兵咸永道近日發表了一份詳細顧問報告，值得細讀。由於篇幅有限，故在此不作詳述。

智慧城市不是香港獨有名詞。至少過去20年，智慧城市在科技和城市研究方面仍未得出一致定義。智慧城市的出現，是源於過去100年間，世界愈趨城市化的結果。聯合國在2008年發表報告指，全球超過一半人口都住在城市，2020年更會超過八成。正因如此，全球城市面對前所未有的人口壓力，同時為環境帶來負面影響。粗略而言，「智慧城市」的出現是希望透過科技，更有效地解決城市面對的管治（governance）問題。

然而，香港的相關討論，多是跟隨科技發展的大趨勢出發，即我們如何可以把握科技發展的機遇，改善經濟和生活，卻忽略了以香港為本位的戰略和管治角度，即如何借用科技，推動和創造優勢，鞏固香港作為全球城市的領先地位。

我嘗試勾劃四點，激發更多思考。

驚喜體驗

智慧城市背後當然要運用很多高端技術，如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和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等。然而，說到底，智慧城市是一種體驗。打個比喻，google的搜尋和翻譯非常方便，然而，背後卻充滿大數據、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算法（algorithm）和雲端計算。我們感到驚喜的，是其便捷體驗，而非其高端和複雜技術。

究竟智慧城市能夠給香港居民怎樣的驚喜體驗呢？這對增強香港的軟實力、國際優勢，以致鞏固香港人的主體意識都極為重要。

政治經濟

智慧城市是一盤大生意，牽涉很多硬件採購。科技龍頭公司如ARUP、Cisco和IBM都有自己的智慧城市定義和研究，好向客人（即政府）展示自己是專家和完備方案。

不難想象，中國科技界發展迅速，同時也孕育了很多具實力的公司，香港的智慧城市發展，當然少不了與中國公司接觸。

當然，與那一家公司做生意，涉及多專業和技術決定。然而，若果香港政府因為政治，而非技術和市場原因而傾向購買中國科技，香港人必須小心處理。原因是，這些科技處理很多重要的資料和私隱。無論選購外國還是中國科技，政府都需要對科技保安事宜多加留意。

人材發展

Citi和牛津大學的研究團隊在2015年發表了一份為Technology at Work v2.0的報告，嘗些指出科技為就業帶來的影響。美國四成七的工作可能會被自動化（automation）所取替，經合組織國家（OECD）平均為五成七，中國更高達七成七。

香港暫時仍未見有相關研究，香港人需要思考如何透過發展智慧城市來釋放社會資本，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技術交流，從而強化香港人的技術含量和人材發展，跨過人工智能對本地勞工的衝擊。

良好管治

智慧城市需要開放和向公眾負責的政府（open and accountable government）。政府在開放數據方面仍然非常落後，很多網上資料仍然不是機器可讀的（machine readable），這大大阻礙公營資訊的傳遞速度。沒有良好的即時資訊，很多公營服務都變得更慢，影響善治。另外，政府在智慧城市的情況下，更應主動開放資詢渠道。比如早前中策組報告指可參考英美政府的請願平台和公眾參與系統，或搜集網上民情，更立體地蒐集民意。

本土運動，並不只限於議會選舉或社會運動，一些看似非政治化的範?，其實極具戰略價值。以智慧城市為例，以科技開拓香港的國際網絡、擴大香港作為全球城市的優勢，將為陸港博弈創造有利條件，營造以小制大的生存空間，值得民間社會加以推動。

原刊於《蘋果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