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的不幸和無奈|程翔

上周香港出現的員警強攻中大、理大的場面，使人警覺香港恍然進入一個「準內戰」的狀態，更令香港人難過的，是我們眼睜睜看到一個本來好好的香港，在過去半年來硬是被林鄭及其一夥推向一條毀滅的邪路而無法制止。我們雖然知道原因，知道如何扭轉這局面，但我們無權去挽救自己的家園。從2月以來香港社會出現的「動盪」，說明我們很不幸地、很無奈地被逼「回歸」到一個專制極權的國家，而這個國家擁有全世界最龐大和最不善待民意，卻絕不介意使用暴力的專政機器。

港瀕臨內戰因林鄭

在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林鄭月娥犯下這麼嚴重的錯誤（這是她自己承認的），是肯定要問責下台的。但是，支持她的是全世界最大的極權國家，所以她就不必下台。無論你香港死、傷多少人，社會多麼撕裂，她仍然可以安枕無憂。這就是香港的悲哀、我們的不幸和無奈。

從2月開始，香港各界通過種種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向林鄭解釋為什麼不可以魯莽地修訂《逃犯條例》。由於香港市民不是她的權力來源，她對大眾的好言相勸完全視若無睹，甚至充滿權力傲慢地把各方的意見均斥為「廢話」。既然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無法扭轉林鄭的錯誤，那麼很自然市民只好走勇武的道路了。所以，對局勢發展到今天警民雙方情緒嚴重失控、香港瀕臨「內戰」邊緣的這個危險的局面，我會首先譴責林鄭。

這裏我們就可以清楚看到專政制度的禍害：一，人民沒有權，無法用民意授權的和平方式把她趕下台，從而結束動亂。二，政制缺乏內置的糾錯機制，使林鄭的錯誤無法得到及時的糾正和制止。三，政治問題暴力解決，由於我們被併入一個專制的政權，而這個政權是習慣於以軍事暴力來解決政治問題（例如1989年出動20萬野戰軍來鎮壓和平示威的學生），所以我們也不可避免地受這種統治模式影響，以員警暴力來解決政治問題，結果只能做成暴力不斷升級惡化。這三個禍害，正正是所有極權國家所共有的問題，香港2月以來的教訓，就是提供了一個「教科書式」的近乎完美的典型範例來說明專制極權政治的禍害本質。

專制政權導致香港走向「內戰」邊緣的這個過程，可以分三階段來說明。

沒捍衞兩制的意識

第一階段：從2019年2月至6月9日（魯莽修例）

這個階段犯錯誤的主要是林鄭個人。由於她沒有捍衞「兩制」的意識，以致她魯莽地拆除「兩制」之間的防火牆。而在這個過程中，由於權力傲慢，她完全沒有進行實質的諮詢工作。

這個階段犯錯的還有林鄭的團隊（行政會成員及內閣）。內閣裏面保安司長（修例草案的草擬者）和律政司長（修例草案的把關者）要負主要責，而行政會議成員未能及時反映社會意見及勸服林鄭，因而也要負上協同者的責任。

所有建制派議員（包括立法會及區議會內建制派的議員），他們在各級議會盲目撐林鄭，不但未能起到議會應有的制衡作用，反而使林鄭因為擁有足夠票數便毫無顧忌的往錯誤方向滑下去。

建制派團體（各種親共社團）在中共的指揮棒下盲目發動群眾撐林鄭，使她可以振振有詞地自以為社會上很多聲音支援她。

在此階段香港各界人士分別從自己的專業角度，採用各種方式（聲明、研討會、連署、邀請官員對話等）各盡所能試圖勸服林鄭不要魯莽行事，或暫緩等待更詳細的諮詢後方修例均不獲正視。民間被迫發起多次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示威遊行，和平示威人數先是十萬級，繼而是百萬級，都無法制止一個沒有民意授權的政府魯莽立法。

推警員與市民為敵

第二階段：從2019年6月12日至今（以暴力解決政治問題）

在此階段林鄭政府錯誤地企圖以員警暴力執法來解決由她一手造成的政治問題。這個政策不但把員警推向與市民為敵的危險局面，更使整個政府被警隊綁架，變成由警隊左右政府施政。林鄭在多次內部場合表明她要依靠警隊，因此不能打擊警隊士氣，這就實際上透露了她的施政自主權已經受警隊限制（例如無法進行獨立調查委員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看到的是政府實質上容忍員警暴力、容忍在警隊配合下動用黑社會暴力（7‧21事件）、容忍鄉勇團練暴力（例如福建社團）等非法武裝來參與鎮壓和平示威的群眾。更令人髮指的，是竟然違反《基本法》的規定，讓大陸武警介入（市民在多處示威場合都拍攝到操普通話的人喬裝成速龍部隊在指揮鎮壓群眾）。

在此階段，中共多次公開為員警暴力撐腰，特別是8‧7深圳會議、10.1國慶之後，對警隊使用暴力給予高度的肯定，這就更使員警有恃無恐。

香港市民在6‧12第一次警暴事件後合情合理地提出「五大訴求」來解決政治問題不果，被迫將示威遊行活動的暴力程度升級，於是雙方進入一個惡性循環。在當局暴力執法的驅使下，勇武派的暴力程度也相應提高，雙方都走向情緒失控的可怕境地。

錯判激化矛盾加劇

第三階段：從2019年8月7日至今（錯誤分析、錯誤定性）

從8‧7港澳辦中聯辦聯合深圳會議開始，中共就從幕後走到台前，不斷對香港局勢作出錯誤的分析和錯誤的定性。這就進一步激化矛盾。

由於中共的介入，本來僅僅是林鄭行政失誤的問題迅速惡化為極其複雜的政治問題，香港的抗爭活動被大陸歪曲為：

顏色革命、恐怖主義，通過香港顛覆大陸政權；
港獨勢力，意圖奪取香港管治權；
大陸劍指香港資本主義根本制度，必須予以改造；
大陸劍指香港司法制度（普通法原則、外籍法官、三權分立），意圖改造之；
大陸更謀劃重新直接管治香港（四中全會公布）。

這些指控徒令局勢火上澆油，使香港的抗爭活動不可避免地把矛頭指向中共。面對中共嚴重歪曲香港市民的抗爭活動、意圖對香港實行社會主義式改造（特別是「改革」所謂「極端資本主義」和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必然會引起香港市民更激烈的反抗。在中共極強勢壓力下，香港市民的反抗活動也許會在一時間被壓服，但心存不滿的情緒最終將會藉其他事件爆發。

這個過程清晰地說明，專制政權是香港的終極禍根。它使我們無法按照正常的程式（和平、理性、非暴力、透明、公開、公平）來更換不稱職的領導人，以及化解政治運作中出現的錯誤。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程翔

1973年畢業於香港大學經濟系，1974年加入親中報章《文匯報》工作，曾出任該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副總編。1989年六四事件後為抗議天安門屠殺，與其他40多名同事一起辭職；創辦《當代》周刊（後改月刊），專門報導分析中國問題。1996年出任新加坡《海峽時報》中國首席特派員，2009年退休。他在2005年曾因為質疑中共簽署中俄新邊界條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導致實質放棄大片土地而被中共拘捕，並以間諜罪名治罪，判囚5年。後經過香港以及國際社會大力營救，終於在服刑3年後於2008年獲釋。其著作有：《邊陲萬裏行》、《天安門的反思》、Will Taiwan Break Away: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Handbook on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and its Impacts、《漫漫愛國路》、《千日無悔──我的心路歷程》、《香港1967年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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