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戈平新書出版籲正確認識一國兩制《基本法》

6月12日，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示威演變成暴力衝突，北京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前委員饒戈平教授認為，香港因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的社會爭拗，是「普通技術層面的法律修訂問題被政治化，甚至被曲解、被污名化了」。他呼籲香港社會要正確認識一國兩制，以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坦言「香港一些法律和政治問題，只要涉及到中央和香港關係、內地和香港關係，只要帶有制度差異和意識形態差異的，就被政治化」，他希望香港市民保持理性，讓社會恢復到符合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軌道上來。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6月14日舉辦《與時偕行──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在香港的實踐》新書發布會，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中聯辦法律部部長劉春華、前律政司司長及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香港政策研究所副主席曾鈺成、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以及城大出版社社長朱國斌等出席了新書發布會。新書作者饒戈平教授發表了「一國兩制與香港」的主題講話，並與資深傳媒人郭一鳴對談，氣氛熱烈。

朱國斌：方便深入了解歷史緣起

朱國斌教授致歡迎辭時說，饒戈平教授既是著名的國際公法專家，也是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的專家。自1989年以來，饒教授就開始研究、出版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方面的著作。《與時偕行──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在香港的實踐》這本書，清晰地帶出了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歷史緣起，能夠讓讀者深入了解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在香港的實踐與發展情況。

劉春華：平實親切的生動教材

幾位主禮嘉賓分別在發布會上致辭。劉春華表示，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在北大念書時，就有幸聆聽過饒戈平教授的國際法課程。多年後，饒教授當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委員，他自己也在中聯辦供職，因此有更多機會與饒教授交換意見。他認為，饒教授有紥實、深厚、廣博的法學理論素養，城大出版社編輯出版《與時偕行──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在香港的實踐》，「記錄了這些年饒老師對全面準確實施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思考和建言」，「特別難能可貴的是，文章沒有一點學究氣，用很平實、親切的語言，把複雜、艱澀的法律問題說得清楚明白，是一本宣傳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生動教材，」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梁愛詩：分析問題精準到位

梁愛詩說，她在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與饒戈平教授共事多年，常有機會聆聽饒教授的發言，「他對問題的分析十分精準，而且他與香港各大學的法律學者交流密切，因此不但在法律上有理有據，對香港的實際情況也很熟悉。」梁愛詩指出：「法律的生命在於實踐，實踐的經驗又充實了它的內容。」因此，她祝願饒敎授新書發行成功，並期待他有更多新的著作面世。

陳弘毅：深刻研究香港國際地位

陳弘毅教授接受本社記者訪問時說，饒戈平教授長期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研究深湛，因此，《與時偕行──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在香港的實踐》一書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他特別指出，饒教授專長國際法，因此對於香港的國際地位、一些國際條約，包括人權公約在香港的適用問題，都有特別深的研究，這對香港這個國際城市都是十分重要的。

堅持「一國」尊重「兩制」不能偏廢

饒戈平教授在致辭時表示：「實踐證明，一國兩制是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的。一國兩制來之不易、實施不易，值得我們倍加珍惜、維護和堅持。」饒教授指出，要全面貫徹一國兩制，必須處理好「一國」與「兩制」，以及「內地」與「香港」的關係。他引用習近平主席2017年訪港的「七一講話」強調的「三個有機結合」：要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香港特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他相信香港能夠保持繁榮穩定，再創輝煌。

饒戈平教授發言後，資深傳媒人郭一鳴與他對談，以下為對談主要內容：

郭：郭一鳴饒：饒戈平

郭：一國兩制成功落實的最大標誌是什麼？最大的不足又是什麼？

饒：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其實……（眾笑）。從歷史上看，我認為，一國兩制的貢獻主要有兩點：一是保證了香港和平、順利地回歸，讓中國恢復行使主權；二是在香港實施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國家治理模式，允許特定地區實行與國家主體不一樣的制度，而且繼續保持她的繁榮穩定。

一國兩制是一個全新的國家治理模式，因此很多深層次矛盾要在實施過程中才能表現出來，這些矛盾，無論中央或香港，都是第一次經歷。《基本法》雖然有明確的規定，但具體實施，仍須我們去採索，這個探索的過程，不會是很平靜的。

郭：新書第7頁也提到，中央與特區權力關係容易引起爭議，您認為這些爭議會長期存在嗎？解決這些爭議又有哪些途徑？

饒：這個爭議超乎我們想像，會長期存在，原因是《基本法》從一開始就沒有被正確理解、沒有意識到法律是怎樣規定的。我們中多數人很少看《基本法》原文，即使是律師。就算看《基本法》，也主要是看中央的授權，不大注意中央的權益，所以一般人覺得，中央只有外交、國防的管理權，別的都沒有，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要減少爭議，一定要全面、準確了解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法律修訂被政治化是大不幸

郭：對中央管治權的爭議在香港一而再的發生，請問您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即使香港本地的問題，也會涉及中央和內地，您又怎樣看？

饒：我覺得（修訂《逃犯條例》）是普通技術層面的法律修訂問題，被政治化，甚至被曲解、被污名化了，引起了社會的一些風波，甚至發生一些暴力行為，這是一個很不幸的事件。這裏面也折射出我們香港社會的一些深層次的矛盾，我們還缺乏一些行為的標準和規範。香港一些法律和政治問題，只要涉及到中央和香港關係、內地和香港關係，只要帶有制度差異和意識形態差異的，就被政治化，（這是）一種泛政治化的傾向。這些年，我看是伴隨着香港出現了。泛政治化並不是一種健康的社會現象，我們也經歷過它的災難，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國內地最大的泛政治化──全民族的瘋狂和痴迷，我們在共同進行一種破壞性的政治行為，這不是一個成熟的社會應該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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