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先生的香港史研究略論|編輯精選

饒宗頤先生一代通人，世稱之為大師。的確，饒先生是於古今中外文史哲藝之學無所不窺的，他曾經耕耘過的領域很多，如上古史、甲骨學、古文字學、簡帛學、敦煌學、悉曇學、圍陀學、宗教史、中外文化交流史、歷史學、方志學、古典文學、藝術史、目錄學等等，皆有著述傳世。（註1）至於本文所要論及的饒先生的香港史研究，其實只佔他全部學術的極小部分而已。但是，我們相信透過探索饒先生香港史研究的歷史學思想、內容和方法等方面的特點，我們仍然可以從小中見大，一窺饒宗頤先生的學術的深奧內涵。

開始研究香港史的背景

饒宗頤先生研究香港歷史，始於 1958 年冬天。他在其香港史研究的核心專著《九龍與宋季史料》一書的引言中曾經這樣自述：

百粵史事，余曩者稍曾究心……於宋帝海上播遷史跡，妄有著論，十載以來，此調久已不彈……去冬以碙洲問題，與簡君往覆商榷，文字累萬言。（註2）

此書刊行於1959年末，文中「去冬」所指應即1958年冬天。至於簡君，乃簡又文先生；饒先生的《九龍與宋季史料》一書，開卷有簡氏序文。

據簡又文先生序中所述，饒先生曾向簡氏自言「余本無心研究九龍史跡，自前歲拜讀尊著，始措意及之」云云。（註3）可見饒先生本來無意去開拓自己旁涉香港史研究這一領域的。

原來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時，香港學術界一時南下的文人、學者雲集，其中包括羅香林先生、簡又文先生、饒宗頤先生、王世昭先生等等，他們都對香港九龍半島與宋末二帝相關的史料和史實極感興趣，於是好朋友之間會就這個範疇的學術問題，展開深入的口頭上的探討，其中又以簡又文和饒宗頤二位先生用力最深，最終二位先生在1960年前後，都正式發表了相關的著作。（註4）簡氏乃饒先生早在抗日戰爭避寇廣西時已結識的好友；羅氏則曾於抗戰勝利後任廣東省立文理學院院長，乃饒先生的老上司，而當時在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又成了同事。總之，簡、羅和饒三位先生一直關係友好而密切，當時是經常切磋琢磨學問的，這一點在簡氏序言和饒先生自己的引言中都有述及，於玆不贅。他們在1957年至1960年年中這三年多裏，對南宋末與九龍的歷史關係，作了深入的研究，其貢獻在香港史研究這一領域的學術史上，是磨滅不掉的。

還有一個背景是必須一提的，那就是饒先生的家學。饒先生的父親饒鍔先生，也是一位學者，尤其擅長於方志學和地方文獻之學，著有《潮州西湖山志》和《潮州藝文志》等。（註5）饒先生幼承家學，他父親便是他的啟蒙老師，因此他從小就打下了很好的方志學和研究地方史的基礎；少年喪父後，不久便續成了饒鍔先生的遺著《潮州藝文志》，自己又主編了民國版的《潮州志》（其中就曾撰寫過南宋末二帝播遷海上的史事），並著有《潮州叢著初編》等。饒先生在五十年代末起，走進香港史研究這個領域，固然是因為受到朋輩誘發了興趣，但亦可見其學術方面自有根基、淵源和緣命。

微言大義的香港史觀

過去許多研究香港史的專家學者，喜歡以鴉片戰爭後清廷向大英帝國割讓香港作為香港歷史的起點，而前於此的會被稱為所謂的香港史前史（prehistory of Hong Kong），儼然有明文記載的香港歷史應該由英國殖民地時期香港說起。此外，他們又會積極地宣揚傳播香港在英人管治前乃一條小小的漁村，又或者是幾乎等同於一塊荒蕪的石地（a barren rock）等等。這種處理方式的歷史書寫，其實是西方列強殖民主義史學最典型的表述，而目的只有一個：他們是想透過這種論述，坐實一個有利於他們的觀點；他們想要預設地證明殖民地政策，在政治上和歷史上都是正確無誤的，而因此這些被殖民的荒涼或彈丸之地，才得以發展起來和有所成就，而這一切一切都是殖民主的功勞。這一個觀點，至今在香港史學術界和現實的香港社會生活中，還是很有市場的。我們在這裏也就不展開了。

書寫的內容和研究方法

饒先生在香港史研究方面，內容從所涉及的時代言，起自上古夏殷，以迄英人殖民統治之前。綜合地看他相關的論著，筆者腦海中浮現的就是一部《香港史綱：從上古至鴉片戰爭前》。

饒宗頤先生的香港史研究，在方法上很顯而易見的是以傳世文獻史料的鉤沉、彙輯和排比爬梳，以考證為主要的研究手段。他對中國古代文獻的掌握是極其豐富的，可謂已達到驚人的程度，大家要知道他活躍的年代我們還沒有以關鍵詞檢索文獻的「e考據」法呢。而他對文獻理解和詮釋也是功力極其深厚的。我們可看到他在考證的時候，又會用上傳統文獻學中的目錄、版本、校勘、文字聲韻的訓詁等等傳統國學的方法，尤其留心於各史書同一內容記載中的異文，從中他得出了不少新的心得和見解，例如饒先生曾在著作中引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中的「司諫都尉」，指出「司諫」應為「司監」之音誤，而「監」字又為「鹽」字之形訛，實則段氏記載或已在說漢順帝時東官郡（案：即後來東莞）已有「司鹽都尉」這個行政制度中的鹽官，在管治着包括「東有蕪地（按：據《太平環宇記》引《郡國志》，應作「蕪城」），西鄰大海，有長洲」（按：或即香港的長洲）等等在內的各個地方的鹽政。因此，饒先生認為段氏此一記載「和早期香港不無關係」；（註6）若據唐代段成式此說加以推論，則香港有可能早在公元125至144年間，已是個附屬於東莞，並歸當時的東官郡司鹽都尉管治的地區。此外，饒先生同樣很重視考古出土所得的材料，這正是古史研究中二重證據法的傳統；再加上歷史遺跡的踏勘尋訪（此屬歷史人類學範疇的田野調查），則已是三重證據法了。饒先生唯一沒有使用的方法就是西方的歷史文化研究理論。

餘論

要公允地評價一位前輩學者，首先應該把他放在學術史上來討論。

饒宗頤先生在香港史這一研究領域裏（一如他在許多其他學術領域一樣），從來不佔主流或主導的地位，原因或與饒先生恪守中華民族文化本位、忠於考證所得、力主凡事皆須先求真有關。但今天我們回頭再看，我們會發現饒先生連在香港史研究這個對他來說只是一個打遊擊經過的小領域，都有着自己鮮明的性格和風格。當我們看見他信心十足地、充滿樂趣地以傳統的文獻學和史學的方法來完成研究的時候，我們已忘了什麼才算是主流。

老實講，我們所認識的饒先生，是一位學貫中西，對古巴比倫和印度的文化都很有研究，並且在學術上是主張兼收並蓄的，態度相當開放的純學者。他在意識型態和現實的物質生活領域是非常不甚了了的，但我們清楚知道，饒先生的心中永遠橫着一把秤，這把秤的一端是自古至今皆相對開放的、多元的中華民族文化的精神，而另一端則是經過公允地研究和書寫的、符合史實的證據。

從饒先生的香港史研究，我們同樣可以窺見並且深切地領會了他所常常強調的做學問的人必須義無反顧地擁抱寂寞是什麼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