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攸關一個民族的存亡。清末龔自珍在《古史鈎沉論》曾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龔氏成長於18、19世紀交替，鴉片戰爭爆發前夕，正值國家風雨飄搖，列強虎視眈眈之際。龔氏卒於1841年，時英國遠征軍已開始侵略我國的行動。
1841年1月20日，英宣布《穿鼻條約》生效；1月25日登陸香港；翌日宣布佔領香港；27日道光皇帝對英宣戰，正式揭開了中英鴉片戰爭的序幕。1841年9月26日，龔氏暴卒於江蘇丹陽鳴鳳書院，享年50歲。同日中英雙方在舟山群島爆發第二次定海之戰，以清廷失利告終。龔氏所處時代背景正是中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語），對歷史與國家存亡自有一番深切體會。
非為教育的教育開展
英國攫取香港後，是以殖民地思維建立其治權，管治點在為宗主國乃至在港英人謀求最大利益，特別是經濟上的利益，在教育上只提供最低限度的發展。雖則英人很早已把注意力放在教育。1847年，第二任總督戴維斯成立一臨時教育委員會，調查香港鄉村學校情況（時「香港」是指維多利亞城，即今中、上環區域、香港仔、赤柱一帶），以決定給與多少資助。
報告最後選取了3所鄉村學校，並建議自1848年起每月資助教師港幣$10元。但這種對教育發展初步的介入，目的並不是有意識的培育當時的香港居民。現存官方資料題示，這個介入其中一可能是傳教士基於傳教的原因而促成；另一可能原因是政府旨在減低香港居民對英人的敵視，亦可培育人才以利中英貿易。是次的資助對象是老師的薪金，對課程、教學內容均沒提及，遑論給學生學習國史的機會。
百年統治不見國史科
我國「國史」，若以一個教學科目檢視，最早見於1913年「壬子癸丑學制」：中學本國史課程和外國史課程各占一半時數。而在香港，國史科（香港學校稱中國歷史科，簡稱中史科）整整一世紀均被忽略。原因為何？
「基於政治考慮，我強烈反對（在皇仁書院）教授中國歷史，因這樣，會把香港變爲大陸革命分子的溫床。」
這段文字是出於皇仁書院（原名中央書院，1862年成立，是香港第一所政府學校）校長George Bateson Wright博士1904年的工作報告。Wright毫不諱言反對在官校開設中國歷史科是出於政治考慮。
戰後1945年，政府中文學校開設歷史科，分爲中國部分及世界部分；惟政府英文中的歷史科，只設世界歷史部分。1948年，中國歷史科與中國文學合併成爲英文中學會考課程。1950年，中國歷史成為香港中學會考一應考科目。但不足幾年，在六年制中文中學會考課程，中國歷史又與世界歷史合併，成爲中文中學課程之一。總之，中國歷史科在戰後初期或是與中國文學科結合、或是與世界歷史科結合，並未能給與重視，以至獨立成科。
1952年政府成立中文研究委員會檢視以中文為授課語言的科目，包括中國歷史科未來的發展路向。1953年委員會報告建議中國歷史的授課語言應為中文，至此，斬斷了中國歷史科與以英語為授課語言的世界歷史科結合的可能性，開展了中國歷史日後獨立成科的道路。
1956年，英文中學的中六及中七年級，正式設立中國歷史科；1960年英文中學中一至中三級，中國歷史科亦成爲獨立科。1965年，中四、中五級亦有中國歷史科的設立。自1862年香港中央書院成立始，一百年後中國歷史科終能以獨立科目的名義出現在英文中學的課程内。
獨立成科仍未見重視
回歸後，中國歷史科的發展跌宕起伏，更面臨被「殺科」的危機。1997年後，政府開展了千禧年教育改革。中小學新課程，劃分爲八大學習領域。其中，中國歷史科被包括在「個人社會及人民教育學習領域」内，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在公元2000年宣佈，中國歷史科在新課程下可以有如下四個選擇：作爲一獨立科目；在「個人社會及人民教育學習領域」為其中一科目；學校自設課程以適應學生所需；中國歷史科與世界歷史科結合成爲一新科目──「新歷史」。
在建議下，中史科被切割得肢離破碎。有教育調查顯示，2012-2013學年香港主流中學在初中不設中史獨立成科的百分比竟達23.4%，即有100多所中學初中生，在3年學習生涯中，並不能完整的接受國史教育，數字確是驚人！
初中學習割列，高中選修的興趣自然不大。中學文憑試自2012年開始以來，其中歷史科的報考人數每況愈下，由8000多學生下降至不足6000人，即1/10的總考生人數也不到！滅科危機逼在眉睫。契機出現在2018-2019學年，是年教育局落實中國歷史在全港中學成為獨立必修科。
近幾年國史教育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加上民間組織亦積極配合，國史教育的發展似有陽春之勢；但殷鑑不遠，國史在香港戰後的發展始終反覆無常。國史成為初中獨立必修科，量的指標指日可待；但要學生對國家、民族產生感情，進而有愛國之念、愛民族之心，就要從質方面改變。國史師資培訓、課程內容革新、課外活動新模式等思考方向是時候提上日程了。
何漢權
雷鼎鳴
鄧家豪
孫明揚
文灼非
張建雄
鄭明仁
王文華
陳許華
鄭永年
湯文亮
胡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