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2016)的3月,我向當時即將就任的蔡英文女士呼籲:新總統最迫切的挑戰就是兩岸和平,新總統要改善現狀,而非維持現狀,那就是要堅定勇敢地說:選擇「China Plus」,不是「China Minus」。一旦兩岸關係穩定,什麼都變得可能,新總統就有廣闊的新舞台,展開推動及簽訂一連串的開放政策。真如資深報人張作錦一再指出:只有愛台灣的台灣人做領袖,才有自信,也才會使台灣人民相信,他(她)可以與大陸談和平,談開放。
Mission Impossible?這就全在新總統一個字的選擇:「Plus」還是「Minus」?
8年後(2024),當台灣被指稱為「全世界最危險的地區」時,5月接任的賴清德先生面對的兩岸緊張局勢,是前所未有的重中之重。此刻美中台三邊在台海的軍事情勢,早變成隨時會擦槍走火。兵臨城下的威脅,使充滿鬥志的國防部長晚上難以入眠。
台灣沒有犯錯的空間
讓我們共同冷靜地思考下,有哪些政策是新政府可以認真推行的。關心台灣的國際學者及評論家如波特、桑默斯、傅高義、奈伊、佛里曼、陸克文等,在近年接受《遠見》專訪時,都先後指出:
台灣要持續擴大開放,增加整體競爭力。
台灣要多宣揚民主,少強調主權;民主展示軟實力,主權要靠硬實力。
台灣可以用各種軟實力,增加兩岸交流的吸引力。當互信增加時,也就增加了兩岸的和平。
台灣沒有太多犯錯的空間。
美中若衝突,台灣絕不會受益。
全球永續發展,台灣要扮演主角。
三個名詞
近年來國際強權間出現一個名詞:瘋狂或相互毀滅(MAD──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擁有核子武器的美蘇加上中國,不論誰先出手,結果都是同歸於盡。另一個重要名詞是和平紅利(Peace Dividend)。在雷根(列根)與戈巴契夫(戈爾巴喬夫)雙方討論減少武器競賽時,有識之士呼籲:如果冷戰減緩,就會產生「和平紅利」,用在武器上的龐大費用,就可用在和平用途上。
台灣的經驗是:2008年馬總統執政後,立刻推動兩岸直航,馬上出現和平紅利,更因為兩岸關係的交流與拓展;民眾減少了在戰爭恐懼中生活及工作。不論對馬政府有多少指責,必須要接受的事實是:那是兩岸關係最有進展的8年。
第三個名詞是軟實力(Soft Power)。當哈佛教授奈伊在1990年代提出硬實力與軟實力的概念時,前者是指以軍事強勢來壓制對方;後者是指以其制度、文化、政策的優越性與道德性,展現其吸引力。硬實力可能贏得戰爭;軟實力才能獲得和平,軟實力不是軟弱,與中華文化中以柔克剛相互呼應。
具體地說,軟實力包括擁有較優秀的國民素質、進步的教育、公平的法治、現代化的制度、透明的政府行為、高度的執行力等。
《經濟學人》(2017.3.25),以罕見的三整頁圖表並列的方式,報道中國大陸近年來花幾十億經費用軟實力贏得好感(Soft Power Buying Love),再以一帶一路的經貿擴展,推廣習近平提倡的中國夢。
兩個難忘場景:莫斯科與舊金山
美國兩位總統川普與拜登,為了美國本身利益及獨佔世界霸權地位,不斷在台海情勢變局中,出售各種性能武器給台灣。以台灣有限的財力(從幾十億到幾百億,到現在6000億新台幣),去多買一些武器對抗中國大陸來增加硬實力,是難以奏效的。如把這些幾百億投資於軟實力(如教育),則是一個天大的紅利。
這使我想起莫斯科與舊金山兩個難忘的場景。
1980年4月首次去蘇俄及東歐訪問。一位莫斯科大學的教授憤怒地告訴我:「蘇聯的核彈能消滅敵人幾十次,但政府就不讓我們的人民好好地活一次!」
看到莫斯科商店裏少得可憐的商品,排隊的長龍擠到外面冰雪融化的骯髒馬路上,「麵包與槍砲」的排擠效果是多麼可怕地出現在眼前!
1994年,前行政院長郝柏村應戈巴契夫之邀赴舊金山出席他主持的論壇。他們兩位有兩次私下聚晤,我陪同參加。筆記中我寫着:兩位都談及「不僅要減少國與國之間的軍事衝突,更要全力促進世界和平。」並思考要在亞洲設立一個世界性的和平大學,培養下一代的領袖,減少下一代子孫面對戰爭的威脅。
既有馬習會,盼有賴習會
冷戰時代的核武瘋狂(MAD),已不再迫在眉睫;兩岸領導人賴清德與習近平遲早必須要排除萬難討論兩岸和平(MAP──Mutually Assured Peace)。如果兩岸領導人馬英九與習近平能在分治66年後,於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會面,為什麼賴習會沒有可能?誰能想到最反共的美國總統尼克森(尼克遜)會在1972年2月21日,飛到北京中南海會晤毛澤東?
另一位反共的雷根,在1985年11月首次與戈巴契夫在日內瓦商談減少軍備,啟動了冷戰結束。
化敵為友是領導人最重要責任。當有一天「務實的台獨工作者」賴清德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習近平會晤(可在金門與廈門),會產生什麼後果?不論什麼結果,都不會比兩邊發生戰爭更可怕。
原刊於遠見華人精英論壇,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