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麗珠：介入社會，探尋內在──以寫作為方法

編按：香港中文大學為推廣文學創作，於2017-2018年度開設「文學創作」分流課程。為配合課程推廣，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主辦、文學院協辦「文學創作課程講座系列」，共舉辦兩場公開演講，首場由華文世界著名作家王安憶教授主講，2018年3月23日一場則由著名作家韓麗珠女士主講。此篇為韓麗珠女士當天的演講，全文如下：

得獎經歷虛無 唯有生存真實

我一連串的身份與得獎經歷都是假的，一個人最真實的是他每一天如何過活和做自己喜歡的事。我希望大家能夠藉着今天的時間，思考「我」是怎樣慢慢地成為自己。當中有些因素是我們無可選擇的，譬如我們是人抑或任何一種生物、性別、國籍、膚色，但在有限的選擇中，我們作出了許多選擇後，才逐漸成為今天的自己。我生命裏其中一個最大和最重要的選擇，就是辭去一份全職工作，用最多的時間寫作。

有些人說，寫作、畫畫、從事音樂創作的人總有好幾個階段會影響到他們的創作：一是畢業，二是找工作，三是結婚生子。我畢業後沒有考慮過全職寫作，反而做過好幾份工作，最後找到一份我當時以為自己很喜歡的──《明報》文化版編輯。這是我夢寐以求的工作。從前我一直希望能在一家傳統的報館裏對着許多文字做事，加上「明報編輯」的名銜算是不錯，於是我就在《明報》工作了兩年。

工作期間發生沙士（SARS），它間接成為我離職的誘因。那時報館的電視機不時更新死亡人數，我每天處理的版面全是有關沙士的報道。（這種）生活日復一日，可是我並不害怕感染沙士或死亡，我只是無法進入這種緊張的社會氣氛。我問自己為什麼，腦袋旋即出現答案：我沒有感覺。我只是每天順利地應付自己的工作，但對自己和生活早已失去感覺，似是一隻倉鼠在圓形的玩具上持續地向着同一條路徑奔跑而已。

我問自己，假如我染上沙士並且明天就會死去，那麼我今天會怎樣過？那時我大概25歲，人生看似仍有許多時日，但我無法確認今天會否是最後一天，而假如今天是我的末日，我肯定自己不想在報館裏度過。我回顧20多年的生命裏，自己最開心、最能與自己連結、最有生命力時是寫作的時刻，自此知道必須辭職，花許多時間寫作。同年末我辭掉報館的工作，用了半年完成第二本書──《寧靜的獸》。

挖掘生活深層 與外界連結

人們認為透過參與不同的社運、關心外界的事情就是介入社會，但我認為探尋內在也是很重要的事。人必須與自己的內在連結，了解自己的生命方向，足夠的關心自己，才能夠與外界連結。

美籍猶太裔的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同樣提出這種狀況，其作品《平庸的邪惡》中指出，猶太人有份造成被納粹種族清洗的悲劇。納粹進行種族清洗期間，猶太人知道自己被逼害，有一部分猶太人認為只要靠向權力中心，幫納粹黨欺騙其他猶太人前往集中營，自己就不會受害，這是因為他們以為自己與民族無關，歷史卻告訴我們，絕大部分的猶太人（包括以為靠攏納粹或能逃過一劫的）都被納粹種族清洗。

漢娜‧鄂蘭否認猶太人是純粹的受害者，認為他們同樣需要對猶太人的命運負責。研究極權主義的她，對於個人與社會之間有深入的觀察和體會，提出了三種層面的生活意義：勞動的生活、將工作化作實踐成就和以行動將自身的內在向公眾呈現並希望得到連結，即人們工作過後會使用工資消費，玩樂；因寫作成為作家、玩音樂成為作曲家；表演、演說。

於我而言，寫作就是一種行動，假如作品並非只藏在抽屜裏孤芳自賞，這說明作品必然會向公眾呈現。寫作由心到腦袋再到書寫，之間經過種種步驟，能夠與公眾連結的作品必然要將自己挖得更深。

藉寫作找回自己所屬之地

我選擇寫小說，而非散文、詩或其他表現媒介，是因為一個人在母腹之時，靈魂已經誕生了，只是肉身尚未成形──尚未出生或進入教育之先，各自已擁有一個宇宙／星球，我們尚可用外星人來形容他們。當他們進入了教育制度，與社會中的其他人溝通互動，就學懂這個世界的溝通方法。與此同時，他們也須將自己的星球逐漸磨蝕，直到遺忘了自己的宇宙，才能夠好好地與這個世界相處。

寫作則恰恰相反，當一個人安靜、專注下來的時候，他們需要重新挖掘一個早已被遺忘、被磨蝕的宇宙，繼而透過寫作將其鋪墊出來。這顯然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因為他們需要對抗習以為常的生活和溝通模式。而一個好的作品（不一定受到大眾的認同或暢銷）是可以將自己的井挖得很深，並可與其他井連結起來，最後井口就會溢出水。寫作可以挖掘出一個屬於自己的現實，縱然這個現實與大眾的現實之間有矛盾、有缺陷，但自己無論如何也不會感到害怕。

敢於呈現自身 建構獨特世界

墨西哥女畫家Frida Kahlo（1907-1954）絕大部分畫作以自畫像作為題材。這是源於她人生中的兩次災難。第一次是在她18歲那年發生的嚴重車禍。當時，她被巴士的扶手插進身體，由腹部貫穿至子宮。她在車禍中活過來，但做了無數次的手術。她在醫院住了一段很長的時間。留院期間，由於不能上學，她開始接觸畫畫，其時跟墨西哥著名壁畫家Diego Rivera學藝。她的第二次災難是遇上Diego Rivera。雖然Diego後來成為她的情人和丈夫，但Diego卻有許多情人，其中一個正是Frida Kahlo的妹妹。這事使她感到絕望，Frida Kahlo因此事選擇與深愛的Diego Rivera離婚。

Henry Ford Hospital（1932）講述Frida Kahlo住院的生活。畫中床的空間很大，建築物相對較小。病者身上有三條紅線連繫着不同的事物：一個未成形的胚胎、蝸牛、（子宮似的）花、盆骨、機器，其腹部腫脹並流着血和淚。

很少畫家只會畫自己，並且以女性的身體作為素材。Frida Kahlo 畫中的女性身體與當時印象派的完美、漂亮的女性裸體畫作截然不同，她所畫的身體殘缺不全，並與其他物件連接，如釘、箭，或變成鹿的形象，或身處奇怪的地方。畫作呈現的身體和空間的展現均不是舒適的狀態，她卻敢於呈現這些狀態於人前，也不以為恥。她稱自己的畫作是寫實主義派，因為這些就是她的生活的現實。或許有很多人不認同她的世界，但基於她能夠勇敢地將自己的現實呈現出來，她的畫作便成為了她獨特的世界。

The Little Deer（1946），一隻身上插了數支箭並站不穩的人面鹿，有鹿角，但母鹿本應只得耳朵，故畫作呈現了鹿的兩種性別。畫中的鹿縱然受傷，臉上卻毫無懼怕。

寫作必須脫離體制保護

村上春樹雖然是位很出名的作家，但他甚少參與作家群體的活動，他甚至一度認為自己需要長時間離開日本才能寫作。寫作對他來說，必須處於一個靜默或孤寂的狀態下，方可進行。村上春樹已婚，但除了結婚令他進入體制之外，他再沒有活在其他體制之內。他揚言其寫作生活必須要離開體制的保護、公司的保護、或任何文藝圈的保護，並斷絕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因為假如要獲得任何體制上的保護，他就得跟從某些規矩，而這是他無法接受的事。

村上春樹的短篇小說《東尼瀧谷》講述的是一對孤獨的父子。父親瀧谷省三郎的孤獨是「像圓盤似的東西整個塞進胸裏去似的」。他由從前的不孤獨；到中日戰爭回國後眼見家園被摧毀、父母親雙雙逝去，成為了孤獨的人；再到認識了妻子、妻子誕下東尼瀧谷後，再次恢復到不孤獨的狀態；最後妻子產子三日後死亡，他就真正地成為孤獨的人。然而，兒子東尼瀧谷的孤獨，卻是繼承了父親孤獨的血統。

父親在東尼瀧谷懂事以後，時常率領樂團到處演出，親子時間甚少。而封閉的東尼瀧谷「沒有像朋友的朋友」，並認為「一個人獨處是極自然的事，甚至可以說是人生的某種前提」。父親的孤獨是選擇性的，當有人進入過他心裏，卻又突然離開了，他心裏才會出現一個洞，圓盤才會被塞進去。但東尼瀧谷一出世就習慣了一個人，他其實並沒有孤獨的概念。直到後來東尼瀧谷遇上他的妻子，而妻子和父親相繼逝去後，他便進入了完全孤獨的狀態。

通過忘記過濾真正重要的事情

我喜歡看報紙上一些奇怪的新聞，並非為了寫作而做資料蒐集，是純粹的閱讀，並讓自己自然地遺忘。這是我的寫作習慣。而忘記對寫作是重要的，對生活亦然。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不會遺忘的，遺忘就像是一種過濾的過程。我在2006年寫的〈壞腦袋〉正與這種忘記的過程有關。小說的起首講述一批由中國大陸偷渡至美國的偷渡客，在運送水果的貨車裏面因長時間被封閉而死亡。當貨車被查牌時，一條條屍體從海關打開的貨櫃門裏掉出來。我小時候看過這則新聞，而屍體從貨櫃門裏掉出來的畫面一直在我腦內，後來我就將這件事寫成小說。

我相信生活的現實是由集體所創作出來的，這種集體創作的過程可能是我們不自覺地進行着，例如一個心念的投射、每天重複所做的事情，而寫小說的時候，便有着更深的體會。作者不斷用一些句子將一個心念變成文字，再變成很實際的東西，最後展現於讀者眼前。

每天與自我連結 表達即構成介入

在作品尚未誕生而成為作者與讀者溝通的橋樑之前，作者是透過那些句子來跟自己溝通，所以作者每天都與自己進行連結。一個寫作的人在只有自己一人的空間裏，他會不斷思考「自己是誰」，而「自己是誰」並非認識自我，更加重要的是他需要誠實地面對自己。假如他所做之事沒有他人的影響和期待，他會是怎樣的人？而這些東西同樣會投射至自己的作品裏，譬如他選擇什麼題材、如何想像一群讀者、選擇怎樣的寫作方法（簡易：可以通往讀者；迂迴：作者心底的聲音）。

十多年前辭去《明報》編輯工作轉為寫作的決定，是第一個我要很誠實地質問自己和做自己的決定。當寫作成為恆常事務，逐漸地就不會有一份正常的工作。而現實的銳利之處，就是家人、朋友、保安、陌生人、髮型師等人問你從事什麼職業時，你會如何回答對方你從事寫作而非其他古怪的答案，例如文員（文字工作者的一種）。人們隨即問你寫什麼類型、題材的時候，你會告訴對方你寫的是沒有人看的文學作品。於我而言，如何表明身分也是一種介入社會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