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娛樂興盛 文學消亡 人類靈魂工程師何在

---

八十年代是幸運的一代，當時書的出版業龐大，我的第一本小說集是廣東出版的，雖然印得粗糙，賣五毛錢一本，印刷量高，35萬冊，當時北京的人民文學雜誌發行量達170萬冊，現在我們看都是天文數字。那時候的作家像現在流行歌壇的天王天后。當時有很多文學青年徵婚，他們在徵婚廣告上都要標榜自己熱愛文學、哲學，這是一個時代風氣。現在在電視相親節目上說自己愛好文學的男生都被女生嫌棄，「文青」更成貶義詞，指人說話不靠譜，邏輯思維紊亂 ，做事奇葩等，讓文科生情何以堪？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文學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

在沒有互聯網、電視、報紙、期刊的古代，文學是我們最主要得信息工具，作家是社會上最主要得信息報告者。以前孔子說詩的功能，包括弒父弒君等倫理上的功能，還有讓我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認識自然界日夜山川。那是人類傳播指示的功能。

荀子曰：「天下不治，請陳佈詩。」天下很亂，要治，怎麼治？請大家把詩寫上來。那時候的詩可能跟現在的國情研究報告相似，文學承擔信息載體。漢代的賦體，主要特徵有白描、鋪陳、排比、周詳；其寫作量驚人。司馬相如，楊雄動輒就幾十萬字，我現在用電腦寫都趕不上他們。他們有豐富得寫作條件，如他們開始紙張寫作，寫的鋪陳。如果他們寫香港科技大學，可能寫上下左右的觀察，春夏秋冬之態等。這不是中國獨有得特徵。我們看法國巴爾扎克小說，可以把街道的靜態描寫，又像托爾斯泰寫一個修道院可長達數頁。那時候缺乏信息工具，很多時候靠文學了解外部的世界，心裏的狀況。

有時候我心生嫉妒，那時候得作家隨便怎麼寫都不乏觀眾且新鮮珍貴。這情況在今天發生巨大變化。我們了解巴黎不一定要通過巴爾扎克得小說或波德萊爾得詩歌；我們了解中國不一定要通過魯迅和沈從文的作品。我們又大量的工具和信息渠道。現在甚至又很多文學作家，特別避免描寫讀者已知的東西，生怕讀者不耐煩。現在讀者挑剔，若寫得太詳細就會跳過去；就想看電視劇一樣，看過了就換個頻道。很多作家集中在人物內在得情感心靈隱秘的表達，盡量避免漢賦百科全書的寫作。比方說寫戰爭，古代寫作細緻無遺，現在則盡量把知識性場面省略，僅僅抓住人物得情感內心，用外在形態來表達。文學一些特定功能，對於一些沒經過社會訓練和教育得人來說，不一定很看重，他們完全可以繞過文學來了解世界和自己的人生，使文學相對萎縮，功能日漸減弱。

互聯網手機普及後，我在香港公共交通工具上看到九成人都是低頭族，雖然他們看的大部份內容都和文學沒什麼關係，但他們在用他們得方式來和世界產生關聯。所以文學期刊發行量以少一個數位的速度逐年遞減。蘇童幾年前說他的作品發行量正在一個零一個零的掉呢 ！

文學娛樂功能大量流失，逐漸向其他的工具和載體轉移。時下的娛樂是呼風喚雨的朝陽產業。這時候還要我們得青年回到書本，是一項充滿挑戰的事情。

以前小孩子逃學不交作業，自己偷偷讀小說去了。《水滸傳》，《鐵道游擊隊》，《林海雪原》、《三俠五義》等，都可以讓我們如醉如痴。那時候我們沒有一切的，什麼好玩的東西， 不像現在有 k 歌、球賽、走秀、電視節目等娛樂。我小時候只有收音機，經常聽廣播。那時候的文學是我們最主要的娛樂方式。詩歌是我們的美酒，小說是我們的節日狂歡，戲劇就是我們的「快樂大本營」（內地綜藝節目），沉醉其中。

《紅樓夢》的「富二代」偷偷讀了《西廂記》。在大人眼裏，那是不正經的愛情故事，玩物喪志，君子不齒也。陸游寫很多詩 ，但經常也做很多道德檢討，說自己的詩都是業餘，地位不高。現在，文學變了「嚴肅文學」，嚴肅得跟數學似的。現在對於莘莘學子來說，讀小說是一件太苦的差事。

有次我在內地的大學問文學院的研究生：讀過《紅樓夢》得請舉手，舉手的人不到四分之一； 我放寬條件，看過《紅樓夢》電視劇的請舉手，舉手人數過半。但我相信他們都做過紅樓夢的題目，而且獲得高分，不然他們不可能出現在我的面前。

教化這個詞可能讓很多朋友為難。我覺得人實際上離不開文化和教化。我跟朋友們舉個例子，有一個特別有錢的老闆說：「誰叫我一聲爹，我給他十塊錢。」十塊錢自然不會有人做。但老闆把價格抬高至十萬、百萬、千萬，能扛住的人可能不多。前者說明人基本上還是有道德標準的，不管怎麼唯利是圖的人也不會做；後者說明道德標準高的人不多。不管道德標示或高或低，這彈性標準是怎麼來的？來自文化和教化。

在歐洲的古代，教化的功能主要由宗教來實現。中國除了西藏蒙古新疆等地，由深厚的宗教文化傳統，我們漢族文化的傳統宗教比較薄弱。主要教化功能由四書五經，文學也能成經，地位很高。老百姓，農民講道理不知道文史哲，開口離不開關公、薛仁貴、曹操、豬八戒等，都是以前說書看戲得來的知識。他們心目中的「天經地義」都來自這些廣義的文化產品。

創建香港中文大學的錢穆先生說，中國人的倫理是藝術化的。我們倫理道德教育通過藝術進行。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指，我們是以美育代替宗教。啓蒙時期後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以來，不管是西方的宗教，還是中國以儒家代表的文化遺產，所支撐的道德教化體制受到巨大的衝擊和動搖。西方出現很多上帝替代品，雨果主義、托爾斯泰主義、伏爾泰主義等；作家都是建立新的社會人生指路明燈，代替上帝指引方向 。

文學需要很多好作家，可惜現在是破壞有餘，建設不足。五四以後的作家何等了得，忽略魯迅、郭沫若等硬翻譯文字上的毛病，作品在當時社會產生的巨大反響和效應是我們想像不到的。很多人因為巴金的一本書，改變一生的命運。那時候作家享有崇高的稱號——人類靈魂工程師。（那不是上帝嗎？）中外作家是人生導師，社會良心，以一種生動的體現，活在很多讀者的心中。但現在不知道現在還有多少作家，中國作協是以至少由一本作品才可入會，有將近15,000名會員，卻不知道有多少人能承擔起這個稱號。

現代人價值觀的迷茫和混亂好像也從文學開始。文學好像成了道德虛無主義的重災區，成了很多不健康的情緒，觀念的垃圾場、排污管。現在各大文學網站排名前幾名的作品絕大部分就是男盜女娼。理論界也為這些道德虛無提供一些說辭，如價值中立、文學不需要承擔價值引領的角色、這樣的定位已經過時、作品要感情靈動等。經濟學要「no heart」，哲學甚至也要文學也要「no heart」，翻譯過來就是「沒心沒肺」，造成文學很大的缺失。每年都會公佈中國最富的作家，對此我是很懷疑的。這樣價值迷茫和混亂的情況延續下去的話，我們的社會遲早要為此買單。

講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