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中的傳統文化：從上海博物館看中國當代史|本社編輯部

編按：文化大革命爆發時，紅衛兵操起斧頭除「四舊」，但十年浩劫之後中國仍保留了一些傳統。耶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Denise Y. Ho在「革命中的傳統文化：從上海博物館看中國當代史」講座中分享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博物館」和「新展覽會」被開發、呈現、接收的全過程，更闡釋歷史和文化的演變。以下為當天演講重點：

John Carroll：我是來自香港大學的John Carroll。我們的討論題目是「革命中的傳統文化：從上海博物館看中國當代史」（Culture In Revolution: The Shanghai Museum And China’s Mao Period），這也是Denise剛出版的著作《策展革命：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啟示》（Curating Revolution: Politics on Display in Mao’s China）的主題。這對我而言是挺有趣的，因我曾為香港的博物館做過研究，也在香港大學教授相關科目。

我想簡單地說明一下博物館的重要性。博物館並非中立的地方，有些人稱呼它們為「會面的地方」。它們展示了正式和非正式版本的歷史，有時與個人和集體版本的歷史重疊。博物館亦可作策略性用途，起着規範社會行為，使人變成良好公民的作用，例如人會莊重打扮後才進入博物館。博物館還能用於建立公民意識和國家認同。但它們也是非常具爭議性的地方。接下來的時間就由Denise跟我們作分享。

文革中未受摧殘的文物

Denise Ho：我的《策展革命：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啟示》是探究毛澤東時期的博物館及展覽。當中有許多都是仍存在的著名博物館，例如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紀念館和上海博物館。前者或許不是傳統旅遊點，但我相信許多第一次到上海的人都有去過上海博物館。這本作品所研究的博物館和展覽都屬「策展革命」（curating revolution）的一部分，即利用展覽和文化去創造和反映革命（both make and reflect revolution）。當我還是個研究生時，我在上海博物館的目錄中搜尋「文物」字眼，想發掘一些研究題目，最後找到了上海市文化局（Shanghai Bureau of Culture）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版的文件。這引起了我的興趣。

提起文化大革命，我們首先想到的是紅衛兵大肆破壞文物。宋朝建成的龍華塔（位於上海）卻是例外。1966年，一班自稱「拉倒龍華塔總部」的紅衛兵，用繩在龍華塔底部捆了一圈，打算把它拉倒。但一個年輕的上海博物館工人向紅衛兵解釋，龍華塔是文物，並非他們想要去除的「四舊」。後來，博物館工人、上海市民和學生紛紛高呼「反對拉倒龍華塔」，因此龍華塔至今仍能屹立不倒。

當你打開《寂寞星球》旅遊書，可能都會提到周恩來拯救了龍華塔。事實上，在1966年12月，周恩來曾接見部分呼籲保留龍華塔的學生，向他們表達謝意。這反映了一切的背後都存在着一個全面的制度化結構（comprehensiv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t work）。而我今天想要說的就是：博物館的運作方式及博物館背後的故事。

博物館的兩大功能

現時上海市文化局（Shanghai Cultural Bureaucracy）主要由兩個機構組成，分別是：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Shanghai Culture Relics Commission）和上海博物館。它們共同管理上海的文物。上海博物館在1952年成立的。我今天要說兩個關於它的故事。我們遊覽博物館常常會接觸到展覽接近公眾的一面，但今天我們要思考博物館的另外兩個功能──第一個是展品收藏，第二個是員工訓練。

先談談展品收藏。展品收藏是「策展革命」的第一部分。沒有展品，博物館便沒有東西可展示。上海博物館在1952年成立時，它約有7000件展品，當中有3000件極為精緻的藏品是在1949年5月送抵上海。上海博物館透過收購和尋求捐贈來獲得這些藏品。

在收購藏品方面，50年代初期，上海博物館收到上海市政府三分之一的文化和教育經費，市長陳毅同意動用該畢經費收購藏品。李俊傑想起他們那時向上海市市長陳毅展示藏品時，問他：「應該買嗎？」陳毅總會答好，又說錢不是問題，只要收到報告，便會批出經費。可見在50年代，人們仍可在市場自由買賣藏品。直到1956年，上海經歷社會主義改革，之後人們只能跟國家買賣藏品。

在尋求捐贈方面，直到1959年，有超過1000人及200個團體向上海博物館捐出7萬件藏品。上海在歷史上是中國的財富和鑑賞中心。二次大戰期間，上海被外國割據（編按：指租界），有收藏家把藏品捐到上海博物館，賺取金錢之餘，又可以得到政治認同，或獲得其他利益，例如大學教席、工作和房屋。當博物館知道了這些收藏家的身份以及他們擁有的藏品，便會跟他們建立關係。

接下來要說的是對員工的訓練。上海博物館分為三代。在1949年前，第一代的博物館有藝術家、收藏家和其他工人。他們創造了1952展覽，亦創造了一個有美術、藝術史和藝術鑑賞課的時代。第二代的博物館有以藝術工作者名義加入共產黨的年輕領袖。第三代的博物館有鍾英蘭。因為鍾英蘭的字體非常美麗，她負責編輯藏品目錄。從1959年開始，她每天早上都跑到畫家和鑑賞家的家學習繪畫和鑑賞，往後七年，每個夜晚當她的兄弟完成家課後，她都會在桌上練習繪畫。她在文化大革命開始的那年成為了一個鑑賞家。

文化工作者暗地保護古蹟和文物

文化大革命初時，紅衛兵強調「除四舊」，上海博物館便關閉了展覽室。他們設立了24小時熱線，一收到紅衛兵要在午夜「除四舊」的消息，就立馬跑去保護那些私人藏品。後毛澤東時期，人民不斷提起這些故事，也算成了上海博物館歷史的一部分。

不過，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Shanghai Culture Relics Commission）1966年10月出版的一份報告記載了破壞文物的故事。許多文物並不如龍華塔那般幸運。報告裏展示了許多紅衛兵打破佛像、燒毀文物的圖像，還記述了許多文物被徹底破壞。如果你仔細閱讀這份文件，你會發現其他上海博物館卻有進行其他保育工作，例如他們為極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拍了照，準備在將來進行重建工作。這些都證明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一個大機制在背後保護古蹟和文物。

其中一個例子是，1966年12月，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組（Central Cultural Revolution Group）成員戚本禹在故宮博物院發表了演說。他說，文物會以人民財產的名義獲保存，也會被用來提升大家的階級意識。兩個月後，他和北京書店、文物保護單位和博物館的文化工作者會面，呼籲他們寫請願信，要求保留文物。他指出，如果摧毀了文物，文革便沒有物品可供批評，所以一定要予以保留。後來他在2016年的回憶錄裏透露，他的講辭和在會議中提到的建議，都是經過毛澤東同意的。

在這本書中，我提到的毛澤東時期是為「社會主義博物館」和新展覽埋下了種子，上海博物館正是一例。政府使用展覽推廣政治合法化。對於那些接受舊社會藝術家、收藏家訓練的上海博物館員工而言，中國文物永遠是革命論述的一部分。到了習近平時代，歷史和革命論述又再被使用。了解文物和革命的故事，對我們而言是很有幫助的。

博物館歷史的魅力

John Carroll：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哪個時刻令你覺得這是個值得寫的好故事？

Denise Ho：我想，是當我看到那些傳單和請願信的時候。當你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時，你要看別人拋棄的東西，例如傳單和請願信，它們未必被收藏在藏品目錄中。在上海，我看到一些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請願信和海報，我腦海馬上浮現出一個大問號：到底這些是什麼？我完全不知道它們背後的故事。另一個時刻是當我訪問參與這些事件的人的時候。他們代表着真實的故事，當你在圖書館閱讀文字時，你不會感到它們是活的故事。

觀眾：我曾到過上海博物館兩次，找到的海報等政治宣傳材料並不如你今天所展示的多。你是否認為中國政府想要掩藏博物館某些歷史？

Denise Ho：我不會說這與掩藏歷史有關。因為上海博物館是個美術博物館，很多展品都是關於藝術史，並非博物館自身的歷史。我相信如果你去到紐約的博物館，它們主要的展品也都是關於藝術史。展示博物館歷史並非它的主要作用。但我認為博物館可以有一個更加政治化的立場（take a more political stance）。他們可以把自身的歷史融入到一部分的展覽中。

觀眾：你用口述歷史完成這本書，是如何確保這些歷史的真確性？

Denise Ho：這並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在口述歷史和官方文件之間作反覆求證。你可以帶官方文件進行訪問，看看文件內容跟受訪者所說的是否吻合。你也可以利用資料庫中的文件。如果你無權查閱某些資料庫，就要向相關人士求助。畢竟受訪者的記憶不是一定可靠，有些人只會記得自己想要記得的事。

博物館為誰服務？

觀眾：上海博物館到底為誰服務？參觀者還是政府？

Denise Ho：今天的上海博物館是個美術博物館。但若你在60年代初期到那遊覽，它展示的是革命歷史和政治宣傳運動。那有嚴格指引，指示員工如何跟兒童或者學生對話，以及推出一些貼近大眾的展覽材料，例如如何向製衣業工人展示中國織物的歷史，令他們對國家歷史感到自豪。所以我認為理論上，上海博物館為所有人打開了大門，但究竟為誰服務呢，這是個複雜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