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病毒攻陷法國到目前，法國抗疫進入一個新階段。回望法國抗疫的前前後後，可以將抗疫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月24日正式發現病例到3月17日全面禁足，第二階段從禁足到5月11日解禁，其後則是第三階段。解禁後，大街上的人多了些，人們看似鬆了一口氣，但實際上大家心裏都不輕鬆，因為人們知道不僅解禁不意味着疫情已被控制，更為嚴酷的是解禁之後的路在哪裏，誰也沒有答案。
個體破例遵從國家
法國是歐洲最早聽到疫情逼近的冥冥鼓聲的。1月24日，就在武漢封城一天之後，法國就發現三例新冠病例，三例均來自中國，這是當時歐洲最早發現的病例。其時，法國衛生部長還不無驕傲地宣布，法國早於歐洲其他國家發現疫情，表明法國擁有良好的檢測條件和能力。自疫情消息傳來之後，政府一直表示法國有着強大的醫療保健系統，有能力對付新型病毒的入侵。不過這一次，面對這一特殊病毒，人們很快發現，人類已有的醫療手段完全不可以正面迎敵，最為有效的防範手段是消極隔離。但是，採取類似武漢封城的辦法，對於開放社會來說是不可想像的。這顯然是歐洲各國在抗疫初期，政策舉棋不定的重要原因。
不過隨着疫情洶湧而至，繼意大利2月底開始封禁部分地區後，各國相繼採取有力措施，實行人員交通隔離。法國於3月17日封禁時輿論憂慮：法國人會遵從封禁令嗎？次日筆者在巴黎目睹昔日熙熙攘攘的中國城已空無一人，街區寧靜異常，近處甚至可以聽到鳥鳴，讓人驚訝。無論是去年發生的反對增加燃油稅的黃背心運動還是近在眼前的反退休改革的大罷工，法國輿論都看法各異，批評政府之聲不斷。法蘭西這個有着浪漫和自由聲譽的民族，此次怎麼能夠如此一致地遵從政府號令呢？
在一個個體自由高於國家意志的體制下，任何隔離措施都必須獲得公民的認同，否則將形同虛設。從禁足令下達到解禁，雖然各種違規事例不斷，但是整體來說，法國人對禁令的自覺遵守仍然令人讚嘆。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社會充滿焦慮但沒有恐慌。每天晚8點，筆者的左鄰右舍準時敲響不同器皿向全法醫護人員表達敬意。封禁期間，儘管有不同聲音對當政者提出批評，但是總統馬克龍與總理菲利普的民意不降反升。
社會共識
如何解釋這一現象？除了疫情本身的威脅，至少兩個因素至關重要。一是共識。法國人遵從禁足令的主要原因不是恐懼，也不是強制。法國實行的禁足令主要目的是避免公眾集會，社交群聚。每天只要按照法令，自帶證明出門鍛錬，就醫、購買食品等等都是被允許的。城市之間，城市內部公共交通仍然是通暢的，只是行人很少而已。食品供應充足，除個別情況外，沒有發生搶購貨品現象。有人批評法國政府沒有更早發布禁足令耽擱了時間，這種批評不無道理。從1月底到3月封禁措施出台，法國政府從初期的慌亂，缺乏準備，醫用物資短缺到漸漸穩住陣腳持續有一個半月的時間。而此時，法國重症確診病例從零到5423例，死亡人數達到127例（截至3月15日）。死神的腳步一步步逼近，但抗疫措施出台緩慢。 2月22日為期一周的巴黎農業展覽會雖被迫縮短一天，但沒有取消，近50萬人參觀了展覽會。 3月12日，全國學校一律停課，14日又發禁令，關閉各類公共場所，商店、餐廳、電影院等，但3月15日的法國市政選舉第一輪投票卻仍然舉行。政府這種搖擺不定的抗疫措施被《世界報》批評為「法國抗疫的不可承受之輕」。
但從當時的情況看，假如政府更早下達禁足令，恐怕也難以獲得民意認同。從某種意義上講，法國政府對於此次疫情沒有充分的預測，不僅是法國政府的行動遲緩，也折射出整個社會的誤判。遠在武漢的病毒會真的大規模入侵歐洲嗎？ 2003年「沙士」疫情也來勢兇猛，但最終並沒有攻入法國。以法國市政選舉第一輪投票為例，當時總統馬克龍有意取消投票，但最終未能如願。三個原因：反對黨強烈反對取消，抗疫專家團認為只要遵從嚴格的安全標準投票仍然可行，最重要的是憲政程序，執政者有權推遲選舉，但無權取消。取消選舉必須獲得議會批准，如要議會批准，還需要遵循既有規則，而當時時間已不允許。很明顯，此時的法國還沒有形成對抗疫的緊迫性和嚴重性的社會共識。民主體制的性質不允許在無制約的情況下政府快速決策，只有獲得社會共識的決策，才有法律正當性和有效性。
信息透明
第二個因素是信息透明。社會共識當然是同信息透明分不開的，沒有信息透明就不可能有社會共識。信息透明包括決策過程公開，不同政見的相互辯論，多元的媒體報道、自由評論等。社會的多元與健全的憲政體制，議會，反對黨，媒體，非政府組織，知識分子，專家等從制度層面為信息透明提供了根本保障。這本是民主體制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在應對危機時尤其重要。此次疫情前所未有，存在大量未知因素，信息的自由流通是保持社會正常運轉的前提，也是民眾對政府抗疫措施信任與否，是抵制還是參與的決定條件，而只有公民的參與，抗疫才有成功的可能。一般認為，相對德國來說，法國政府動作遲緩，前期對疫情嚴重性認識不足。但是，政府穩住陣腳之後，措施相對得力，動用高速列車疏散重病患者，推出千億歐元為企業和失業者紓困，馬克龍的幾次講話也起到積極作用。為使應對疫情決策過程公開透明，法國政府於3月11日成立了一個跨學科專家組成的新冠病毒科學委員會，該委員會主席德夫瑞西教授（Jean-François Delfraissy）及法國衛生部長韋朗（ Olivier Véran）表示，該委員會將以透明為準則，科學認知為依據，社會認同為目標。這乃是一種以社會共識、信息透明為基礎的抗疫模式。
制度文化
本文不從文化因素及歷史傳統層面尋求解釋，這不僅是這篇小文所不能承擔的任務，同時作者也不認為文化傳統可以為當下抗疫局勢提供滿意的答案。文化是一個複雜且流動的結構，多重要素相反相成，互相制約。如人所稱道的法蘭西自由浪漫精神同封禁令是不相契合的，但法國強大的中央集權傳統卻又似乎可以為政府令行禁止提供文化基礎。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這種相反相成的複雜體系為法國社會運行注入一種內在張力和動態平衡，使得一方面國家仍然具有不可忽視的可塑性，另一方面也是社會推進的深層動力源。如果一定要找到某種文化原因的話，比較有說服力的是法國的制度文化。正是法蘭西的民主制度規定了法國的抗疫必定是一種以社會共識、信息透明為支柱的抗疫模式。
目前，法國處於抗疫的第三階段。在此階段，第一波疫情的峰值已過，社會付出了慘痛異常的政治、經濟、生命、心理代價。疫情緩和雖是解禁的首要依據，但重啟經濟也是重中之重的考量。如何既抗疫救人又維持社會生機是目前各個國家所遇到的最大難題。而在這個難題背後，是一連串的沒有答案的疑問。
新冠病毒的一課
如今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只要不能在世界各地均被控制，就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目前歐洲國家相繼解禁，政府與社會卻嚴陣以待，窺探着病毒將如何演變。西班牙早法國兩天解禁，但旋即發現第二波疫情似乎正在來襲。法國政府也一再提醒，解禁之後，大家一定要遵守規定，保持社交距離，乘坐公共交通必須戴口罩等等，否則導致病情反彈，政府只能再次重啟禁令。換句話說，如果從2019年12月算起，人類經過半年的慘烈抗疫之後，對於新冠疫情人類仍然沒有招架之力，唯一的手段仍然是龜縮起來，斬斷自身的社會聯繫。
放眼全球，面對新冠病毒，貌似龐然大物的人類卻是如此不堪一擊，人類引以為傲的科學也同樣一籌莫展。我們必須有勇氣承認，人類並非無所不能，科學也不是戰無不勝的法器。到目前為止，我們不僅不清楚新冠病毒的來源和演變軌跡，我們也不清楚其傳播途徑、感染方式和生存條件：兒童在病毒傳播上到底起着什麼樣的作用？無症狀感染者是如何形成的？病毒到底能否在夏季生存？人與人之間的安全距離到底是多少？在既沒有特效藥又沒有疫苗的情況下，人類何時能夠戰勝病毒？人類又真的能夠戰勝病毒嗎？不少人將希望寄託於疫苗研製，然而疫苗研製何時可以成功？真的可以成功嗎？到現在人類並沒有找到愛滋病的疫苗。而如果沒有疫苗，人類又將何以生存？解禁之後，人們期望盡快恢復正常生活與工作節奏，期待着一個後新冠病毒時代的來臨。然而，不說我們對這樣的一個後病毒的世界一無所知，至少是知之甚少。面對疫情，人類仍然在黑暗中摸索。
從這一意義上講，法國的解禁，與其說抗疫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不如說是認識到今後的社會必須摸索着學會怎樣與新冠病毒共處，怎樣盡可能降低病毒的危害。從全人類着眼，新冠病毒的肆虐及人類的抗擊給人類最大的啟示也許是人類必須學會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擺正自己的位置，學會與世界共處，與萬物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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