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各方的「濫」，怎麼辦？

 

「多」與「濫」互為因果；「濫」與「劣」互為表裏。˙  太「多」的大學，就有「濫」竽充數的師生。太「多」的媒體，就會「濫」用言論的自由。太「多」的會議，就會陳腔「濫」調。太「多」的政治人物，就能泛「濫」成災。這麼多年累積下來的「濫」與「劣」的交互衝擊，自然無法產生美好的文明社會。

 

 

台灣社會陷入一個供給過剩、品質參差不齊的漩渦：始作俑者是太多的大學、太多的媒體、太多的政客、太多的內鬥、太多的權勢誘惑……

 

「太多」的另一端是「太少」：這是多大的諷刺，在「太多」之中，台灣找不到接近世界一流水準的大學、智庫、媒體、銀行、機場，以及乾淨的政商關係。這正呼應一些國外友人的憂心：台灣處處出現小確幸的自我安慰，在這種自我感覺良好下，怎會有硬體上的大建樹（如巨蛋）、軟實力上的大突破（如吸引外國人才）？溫水中的青蛙愈來愈虛，溫水的溫度也愈加愈高。按照市場經濟的運作，如果貨品或勞務「太多」，就會透過競爭，淘汰品質差的，服務劣的，造成供給減少，使「太多」消失，趨向供需平衡。但是，台灣的現況是出現兩股力量阻擋了這樣重要的調節機制：第一，非營利組織（如各級政府機構），可以在「政治正確」下不計盈虧，固執向前。第二，即使受市場盈虧所左右（如媒體），大多數的經營者寧可在虧本邊緣掙扎，既缺少調整經營模式的能力，也不肯急流勇退，變成了惡性示範。這又造成了三個不幸的後果：

 

（1）專業水準無法提高：有限的人才分散在太多的大小媒體。

 

（2）正派經營難以堅持：放棄公正報導原則，選邊站，又因為競爭劇烈，市場占有率萎縮，就在道德邊緣與法律邊緣遊走；不斷犯錯之後，也使同業的聲譽受累。

 

（3）一旦「合理利潤」難以獲得：企業也就無法提供員工合理薪資，經年累月在低薪邊緣工作。

 

台灣這個半開放的社會，看來自由、多元，充滿小花小草的四處萌芽；仔細觀察，外有國際環境的不利，兩岸關係的惡化，內則盈利少、研發少；人才差、品質差；待遇低、士氣低；以及討好的低費率與低物價；難以鬆綁的法令與組織改造。年輕一代的作為，更令人焦慮。既缺乏台灣經濟起飛年代的打拚，更少當前大陸年輕人的狼性與矽谷科技人的冒險。綜合地說：超過需要的「多」，就是「濫」；不爭氣的年輕人就淪為「失落」的一代。

 

 

凡是危害健康的、不守信譽的產品、服務、以及破壞社會進步的個人言行與政治承諾，就是「濫」與「劣」。因此，大家常聽到了這些令人厭惡的名詞：濫貨、濫造、濫取、濫伐、濫調……。另一面，當不少年輕人缺乏鬥志、雄心、反省、自求多福，也就變成了「優不易勝、劣則一定敗」的一代。這不應當是台灣的宿命。扭轉的起點，就是從三方面同時着手，來減少無處不在的「濫」。

 

（1）不折不扣的執法，尤其針對不良的產品，失實的傳媒，政商的勾結，特權的擁有…

 

（2）經營者要以國際一流水準為自我要求，接受「平庸」，得過且過，馬馬虎虎，時時想占政府便宜，破壞公平的遊戲規則，是羞恥的行為。

 

（3）消費者與選民必須要以高標準，做正確的選擇。容忍平庸與失信者，就讓自己變成了一個缺少是非的縱容者。這樣的共同努力，台灣社會才有可能，從泛濫成災的大環境與失落的一代中，漸漸脫身。

 

原刊於遠見華人精英論壇，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