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來,許多文論都認為中國沒有長篇敍事詩的傳統,產生不出像古印度《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和《羅摩衍那》(Ramayana)般的詩歌,也沒有荷馬《伊利亞特》(Iliad)和《奧德塞》(Odyssey)般的史詩,亦缺乏英語文學中最古老敘事詩《貝奧武夫》(Beowulf)般的作品,甚至藏族、蒙古族都有自己的史詩。然而,上述作品的主人公,都能用一己之力扭轉乾坤,這些長篇詩歌其實是「英雄史詩」,可以說是當地民族精神的象徵。
中國文學史上曾誕生過樂府詩《孔雀東南飛》,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白居易《長恨歌》等長篇敘事詩,但從本質上講,它們是跟英雄史詩不同類型的作品。
《詩經》之後,不論是楚辭、樂府詩,還是後來的唐詩、宋詞等,「感時傷事」和「憂國傷懷」,或者兼而有之,都是中國古典詩歌的主題。換言之,詩歌是以「抒情」為第一位的,不抒情便算不上好詩歌,這種看法似乎至今未變。
由香港公共圖書館與學海書樓合辦的「學海書樓人生學問講座」,7月6日(周六)邀請香港城市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部講師劉衛林博士主講「人生到處知何似─詩詞中的人生感悟」,暢談歷代詩人如何在作品中抒發人生歎喟。
劉衛林博士先從「唐宋八大家」中蘇軾的七律〈和子由澠池懷舊〉說起,詩云: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子由就是蘇軾的弟弟蘇轍;「那」又作「哪」。蘇轍原詩是這樣的:「相攜話別鄭原上,共道長途怕雪泥。歸騎還尋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曾為縣吏民知否?舊宿僧房壁共題。遙想獨遊佳味少,無方騅馬但鳴嘶。」
蘇轍原詩寫的是懷舊,因為他曾被任命為澠池縣的主簿,後來與胞兄蘇軾隨父蘇洵同往京城應試,又經過這裏,有訪僧題壁之事。
然而,在蘇軾眼中,人生總是居無定處,充滿了不確定性,就像鴻雁南飛,偶爾駐足雪上,留下指爪印跡,而雁飛走後,指爪印跡被雪掩埋,便跡可尋。舊日僧房題壁時還有一位老和尚,如今和尚已圓寂,只餘僧塔。還有當日赴京路上,路長崎嶇,馬累死了,只好換乘驢子,驢子也崴了腿,人困驢嘶,還記得嗎?28歲的青年蘇軾,寫出了對人生忐忑的感喟。兩兄弟寫同樣的往事,卻呈現不同的主題。
劉衛林博士指出,人生的忐忑,古今皆同。他以張家輝主演的電影《激戰》(2013)為例,導演林超賢說:「人生到了一個階段,回首之前的二十幾年始終碌碌無為,這是每個人都會有的忐忑。」如何克服自己的忐忑?影片中程輝以48歲的「高齡」挑戰MMA(綜合格鬥)擂台,為的是「唔想到熄燈(死去)嗰陣,我連一件值得記得嘅事都冇。」影片表達的,就是一個中年人用鬥志打敗心中忐忑的故事。
成功抒寫人生的還有宋末元初的詞人蔣捷,他的〈虞美人‧聽雨〉,借着一幕幕聽雨的情景,寫出少年、中年和老年不同的心境:
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
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
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劉衛林博士指出,少年時輕狂不羈,醉生夢死;壯年時風雨兼程,江湖奔波;老年時歷盡滄桑,悲歡離合都似階前雨水,任它點滴到天明!短短數十字,便已道盡人生不同階段的心情變化。
劉衛林博士又分享了自己的作品七律〈緃筆‧癸未暮春〉
虛齋閒坐久神馳,託付幽懷獨有詩。
梅雨漫天思遠道,芳春隨水負花時。
酒中陶令誰同醉?林下君平世莫知。
記取東風今日約,暗香長在最高枝。
全篇沒有明言感情,但讀者都可看出這是一首念友人的抒情詩,「意在言外」也是中國舊體詩的特色。
佛家稱快樂(樂受)為「壞苦」,因為歡樂無常,快樂盡頭是悲傷。劉衛林博士指出,古典詩歌如漢武帝劉徹的〈秋風辭〉「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東漢末年曹操的〈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憂從中來,不可斷絕……」這種歡樂中想到哀傷的對比寫法,反映作者樂極生悲之感,也是古詩抒情的特色之一。
東晉陶潛謝絕仕途,歸隱田園,「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有人認為是消極避世,劉衛林博士認為是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且看陶潛的〈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
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
晨出肆微勤,日入負禾還。
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
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
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乾。
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
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
但願常如此,躬耕非所嘆。
詩中寫務農的辛苦,寫避祿就耕的歡樂,最後表示躬耕此志不渝。通過對務農實踐的描寫,充分表現了陶淵明雖歸隱但入世的思想。
最後,以蘇軾七律〈和子由澠池懷舊〉開講的劉衛林博士,仍以蘇軾〈定風波〉詞作結: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晚年蘇軾有詩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自言他在貶謫中完成一生的功業。這首〈定風波〉詞寫於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三月,兩年多前的元豐二年(1079)下半年,發生幾乎要了蘇軾性命的「烏臺詩案」,他在被貶到黃州(今湖北省黃岡縣)後,在黃州東南的沙湖看新買的農田,中途遇雨,有感而發,說明他已從烏臺詩案的挫折中振作起來,表達了樂觀曠達的生活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