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中國人稱自己為華夏民族，包含北牧南耕，後來我們讀的中國歷史漸漸被中原文化主導，以長城為界，久違的草原文化與北方民族被遺忘在塞外。本年度書展舉辦「長城內外——草原文化與中原文化的碰撞與融合」講座，邀請陳萬雄博士、魏堅教授分別從南方人和北方人角度分享對兩種文化碰撞的看法。以下為陳萬雄的演講實錄：
要談草原文化與中原文化的碰撞與融合，這個題目其實很大，關乎中國，也關乎世界的歷史。對一般人來講這個題目很陌生，但到今天了解世界歷史，了解中國和世界文明，這個課題不能迴避，應該成為大眾知識。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轉變呢？我自己從小學到研究院讀了20多年歷史，但是80年代我從事出版，因此我有機會走遍大江南北，對我來講是一幅全新的中國歷史地圖，改變了我對中國歷史的看法。當然我也有幸運的地方，80年代中國開放，另一方面是中國文明史有非常大突破的年代。一位出色的出版人要對新的學術研究成果，研究趨勢充滿興趣，而且要很敏感。而我就剛剛好有機會遇上了這個時代，中國在文明史、文化史有很大突破的時代，我感覺到有幾個重要突破，加上我能夠跑很多地方，所以有這樣的體會。草原和中原的文明在文獻記載都差不多已經有幾千多年，但一直理不清其中的關係。
這個講座因我寫的書而起，這本書真的是內蒙古朋友的囑託，因為他見我在幾年相處中，大家不斷交流，叮囑我寫一本作為南方人來到北方，作為一個在農村生活過，城市長大的人對草原文明的看法，一些第三者的感受。起初20年沒有時間，終於退休了才寫。80年代初，做一個歷史研究者，但有四點令我對中國文明史有很大轉變。
重新定義中華民族史版圖
當時90年代中，因為大江南北的跑，和各地博物館的考古學家接觸後，曾在雜誌上寫過一篇文章，認為在中國歷史學習和歷史研究已經到了一個革命時代。第一，現代研究和學習中國歷史應該突破以往以長江中下游，中原王朝為主題的歷史文化，應該以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以中華民族為軸心的歷史，以往讀的是以漢族的王朝史，不能夠概括960萬平方公里多民族形成中華民族歷史。
第二，我非常認同社會學大師，費孝通先生在80年代提出中華民族和文化在發展上都是一體多元的理論。在理論之下，和我學習的中國歷史比較符合。在中國不同時代、地域、文化起到了不同主導作用。整個歷史文化都要從多角度去看，和以往一條直線，非常系統的想法是不同，這個衝擊對我是非常大的。
與世界史斷裂 物質史缺失
第三，是中國史和世界史的不連結。在我們讀中國史的時候沒有世界史，而在我們讀世界史的時候也沒有中國史，叫西洋史。但是從很多考古發現中看出歐亞大陸交流是遠比我們想象的多，這樣的學習是不完整的，特別是整個世界全球化，中國歷史放入世界史中，世界史滲入中國史，這樣的學習方式才重要，不然我們不能了解世界。
第四，物質史的缺失。以往我們讀的文化史不過是學術思想史或哲學思想史，我們很少講中國物質文明史。精神上是比較多，物質文明方面被我們忽略，80年代初沈從文出版《服飾研究》已經是物質文明史，但是完全不夠，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這四點對我當時造成了很大的衝擊，整個歷史圖像是改變了。還有一點就是蘇秉琦大師所提出中國文明重新估計，將中國的三王五帝和中國考古結合，釐清了整個脈絡，在80年代初也是一個很重大的發明，只是很可惜的是，當時文獻史家和考古學家是分開的。1920年代中國有考古的出現，經過60-70年代在學術範疇內成就最大的就是考古，考古發現重生塑造了歷史。這個背景之下，我開始了解地域文化，才有這些書的體會，寫出了這本書，希望大家了解到世界史的重要性。
陳萬雄簡介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研究院哲學碩士，修畢日本廣島大學博士課程，並獲香港大學博士學位，香港科技大學頒授榮譽大學院士。曾任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兼總編輯。後任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兼總裁。著名出版家，主攻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與中國文明，富於著述。不斷開拓中文出版新發展，曾策劃多套大型出版項目，如《北京故宮精品全集﹝60卷﹞》、《中國地域文化大系》、《中國本草圖錄》、《敦煌石窟全集﹝26卷﹞》。
長城內外——草原文化與中原文化的碰撞與融合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