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中國人稱自己為華夏民族,包含北牧南耕,後來我們讀的中國歷史漸漸被中原文化主導,以長城為界,久違的草原文化與北方民族被遺忘在塞外。本年度書展舉辦「長城內外——草原文化與中原文化的碰撞與融合」講座,邀請陳萬雄博士、魏堅教授分別從南方人和北方人角度分享對兩種文化碰撞的看法。以下為陳萬雄的演講實錄:
要談草原文化與中原文化的碰撞與融合,這個題目其實很大,關乎中國,也關乎世界的歷史。對一般人來講這個題目很陌生,但到今天了解世界歷史,了解中國和世界文明,這個課題不能迴避,應該成為大眾知識。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轉變呢?我自己從小學到研究院讀了20多年歷史,但是80年代我從事出版,因此我有機會走遍大江南北,對我來講是一幅全新的中國歷史地圖,改變了我對中國歷史的看法。當然我也有幸運的地方,80年代中國開放,另一方面是中國文明史有非常大突破的年代。一位出色的出版人要對新的學術研究成果,研究趨勢充滿興趣,而且要很敏感。而我就剛剛好有機會遇上了這個時代,中國在文明史、文化史有很大突破的時代,我感覺到有幾個重要突破,加上我能夠跑很多地方,所以有這樣的體會。草原和中原的文明在文獻記載都差不多已經有幾千多年,但一直理不清其中的關係。
這個講座因我寫的書而起,這本書真的是內蒙古朋友的囑託,因為他見我在幾年相處中,大家不斷交流,叮囑我寫一本作為南方人來到北方,作為一個在農村生活過,城市長大的人對草原文明的看法,一些第三者的感受。起初20年沒有時間,終於退休了才寫。80年代初,做一個歷史研究者,但有四點令我對中國文明史有很大轉變。
重新定義中華民族史版圖
當時90年代中,因為大江南北的跑,和各地博物館的考古學家接觸後,曾在雜誌上寫過一篇文章,認為在中國歷史學習和歷史研究已經到了一個革命時代。第一,現代研究和學習中國歷史應該突破以往以長江中下游,中原王朝為主題的歷史文化,應該以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以中華民族為軸心的歷史,以往讀的是以漢族的王朝史,不能夠概括960萬平方公里多民族形成中華民族歷史。
第二,我非常認同社會學大師,費孝通先生在80年代提出中華民族和文化在發展上都是一體多元的理論。在理論之下,和我學習的中國歷史比較符合。在中國不同時代、地域、文化起到了不同主導作用。整個歷史文化都要從多角度去看,和以往一條直線,非常系統的想法是不同,這個衝擊對我是非常大的。
與世界史斷裂 物質史缺失
第三,是中國史和世界史的不連結。在我們讀中國史的時候沒有世界史,而在我們讀世界史的時候也沒有中國史,叫西洋史。但是從很多考古發現中看出歐亞大陸交流是遠比我們想象的多,這樣的學習是不完整的,特別是整個世界全球化,中國歷史放入世界史中,世界史滲入中國史,這樣的學習方式才重要,不然我們不能了解世界。
第四,物質史的缺失。以往我們讀的文化史不過是學術思想史或哲學思想史,我們很少講中國物質文明史。精神上是比較多,物質文明方面被我們忽略,80年代初沈從文出版《服飾研究》已經是物質文明史,但是完全不夠,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這四點對我當時造成了很大的衝擊,整個歷史圖像是改變了。還有一點就是蘇秉琦大師所提出中國文明重新估計,將中國的三王五帝和中國考古結合,釐清了整個脈絡,在80年代初也是一個很重大的發明,只是很可惜的是,當時文獻史家和考古學家是分開的。1920年代中國有考古的出現,經過60-70年代在學術範疇內成就最大的就是考古,考古發現重生塑造了歷史。這個背景之下,我開始了解地域文化,才有這些書的體會,寫出了這本書,希望大家了解到世界史的重要性。
陳萬雄簡介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研究院哲學碩士,修畢日本廣島大學博士課程,並獲香港大學博士學位,香港科技大學頒授榮譽大學院士。曾任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兼總編輯。後任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兼總裁。著名出版家,主攻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與中國文明,富於著述。不斷開拓中文出版新發展,曾策劃多套大型出版項目,如《北京故宮精品全集﹝60卷﹞》、《中國地域文化大系》、《中國本草圖錄》、《敦煌石窟全集﹝26卷﹞》。
長城內外——草原文化與中原文化的碰撞與融合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