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文簡稱「沙士」）肆虐，對香港造成沉重打擊，短短幾個月，全港1700多名市民染上沙士肺炎，奪去299人的寶貴生命。當年一役，更有360位公立醫院醫護人員受感染，計180多名護士、130多名職工和20多名醫生，當中6名醫護人員不治，令整個醫學界深感惋惜；列位無私奉獻，壯烈犧牲之舉，足堪載入香港醫學史冊，令人景仰。
個人心路歷程
筆者小時候沒有醫生可做榜樣，在成長過程中也從沒考慮過要當醫生。中五會考成績不錯，尤其是數學，於是決定在預科和大學主修數學。但美國大學規定本科生必須接受通才教育，所以我除了念理科外，還涉獵文科，包括文史哲、經濟、社會學等。對我這個「書蟲」來說，這種教育無疑是人生的轉捩點，讓我上下求索，縱橫古今，眼界大開！
到了大學二年級，雖然我的理科成績不俗，但有感於主科數學太抽象，缺乏人氣，於是和我家父商量轉念社會學，從而可以幫到更多人，家父說：「何不考慮當醫生？」筆者從此邁上杏林之路，回顧自己40多年的醫者生涯，不但對家父的殷切提點深懷感激，亦從不後悔大學中途轉科，以便在醫療崗位上竭盡綿力。
多年來，常有很多朋友對我說，行醫如何艱辛；事不離實，醫生專業培訓過程漫長，加上工作繁重，要面對的挑戰和壓力更是紛至沓來，可幸的是，畢竟勞而有功，況且一旦決意行醫，就要勇於承擔，敬業樂業。
自問辛勞以外，從沒想到行醫竟然會有死亡的風險，直至面對沙士迅速蔓延，我才初次感受到原來身為醫護人員，個人所面對的風險可以如何嚴峻。不過，在那風雨如晦的沙士疫戰中，我和絕大部分前線醫護人員，都一樣知難不退，反而愈戰愈勇。
那麼這種義無反顧的專業態度，究竟從何而來？其實醫科培訓包括醫學倫理，醫學院學生無不熟讀希波克拉提斯宣言（the Hippocratic Oath），這種濟世為懷的思想早已根深柢固。在香港讀醫，入學第一天便要把這段宣言嚴肅地念一遍；在芝加哥大學醫學院，全體醫科畢業生在畢業禮上，也要站在莊嚴肅穆的大教堂內，齊聲朗讀這一段，字字洋溢一片勇於承擔、風骨錚錚的氣度，以下一句更足以描寫醫護人員在疫情中的承諾：
I will remember that I remain a member of society, with special obligations to all my fellow human beings, those sound of mind and body as well as the infirm.
換言之，身為社會一分子，醫護人員不單對病人須承擔責任，對整體社會亦須履行使命。所以當疫症在社區蔓延，我們不但要面對和照顧病人，還須體現出醫者的勇氣和決心，帶領市民大眾齊心應戰。醫護人員肩負特殊使命，既是抗疫的先鋒，也是市民的後盾，實在責無旁貸。
筆者特別記得沙士初期，當全港市民面對不明肺炎而惶恐終日，有朋友來信問候我，我以短訊回覆，這場疫仗正是醫護人員為市民服務的良機，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危難當前，所有醫護人員都應對謹記：能夠憑藉自身專業技能和專業精神回饋社會，捨我其誰！
人同此心之理
當然，醫護人員也是人，人也總有脆弱的一面。當沙士在當年3月爆發時，我們對此病症根本一無所知，只知不明來歷的疫症已在廣東省內散播了一段日子。3月12日威爾斯親王醫院有23名員工集體感染，3日後受感染者已多達47人，及至找到京華酒店的源頭時，感染人數已過百。這個不明病症的傳播力如此驚人，我們怎不害怕？
當時，作為公立醫院前線醫護一分子，筆者帶着戰戰兢兢的心情，恰似電影《異形》（Alien）裏面的角色備受出沒無常的怪物威脅，唯有步步為營，沉着應戰。
同事之間自然反應不一，有些像我一樣義無反顧，一往無前。我自願當成人深切治療部（ICU）的不潔淨團隊（dirty team）成員，後來有見瑪嘉烈醫院的ICU同事一一倒下來，我也自動提出到場工作兩星期。像我這樣「敢死」的同事可幸也不少。
我在帶領瑪麗醫院沙士ICU團隊期間，與我並肩作戰的同事來自不同的背景，有麻醉科、外科、內科和耳鼻喉科的醫生，也有非常有愛心的護士，自願從葛量洪醫院轉到沙士前線來工作，一下子我們人強馬壯，信心大增。但在無形的恐懼中，我亦看到人性的軟弱：有同事拋下工作放大假去了，也有同事推卸責任，選擇逃避。
值得安慰的是香港沒有上演像台灣醫生逃亡的鬧劇，前線醫護以有心人居多，人人堅守崗位、迎難而上，彼此扶持，互相保護，這是當年香港人的福氣，也是香港人的驕傲。
反過來說，當全城都因疫症而生活在恐慌之中，醫護人員作為社會的中堅分子，我們若能表現定力和承擔，就可讓廣大市民有所依靠。我們若擅離職守，社會難免更加動盪。
緊守崗位的反義是撒手不管。在醫學倫理上有一個「不離不棄」的原則（non-abandonment），亦即作為醫護人員，我們絕不應離棄我們的病人。
當然，病人有權選擇醫生，他們「離棄」醫生，這是他們的選擇。但是無論如何，醫生決不如此。
比方說，一個末期癌症的病人，在床上奄奄一息之際，醫生本已和病人家屬達成共識，讓病人在不施行心肺復甦的情況下離世。若是一個很忙的前線醫生，可能會把床簾拉起來便趕去照顧其他病人，把這個垂死病人拋諸腦後，又或者會不離不棄，不時看望這個病人，是否需要進一步的藥物扶助。
另一例子是遇到「非我族類」（不是跟自己一條心）的病人，醫護人員難道就可以憑空假設「其心必異」（包括種族甚至政見不同）而疏於照顧？
既然醫生和病人之間有默許的盟約，醫生就不可隨意毀約，就算面對任何外來的因素或者壓力，醫護人員亦須堅守崗位，全力謀求病人的福祉。
眾擎易舉之道
相比沙士，這次新冠狀病毒的傳播能力看來更高。單看鑽石公主號的疫情，短短3個星期就已由1人變成600多人感染！幸好死亡個案除了內地湖北省較多之外，並沒有沙士接近的殺傷力。香港人若能做好防疫抗疫工作，疫情自會逐步減輕，但巿民要知道，戰勝這場硬仗有賴全民皆兵。
特區政府當然要履行帶領及統籌全城防控工作，但每一個市民都應積極參與，包括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在人群中要戴口罩、注意家居和廁所衞生等等。若有不適，必須佩戴口罩以保護別人，同時要積極自我隔離，避免引發群組感染，及早求醫診斷，以達到滴水不漏的效果。
對在疫戰的前線醫護人員，筆者寄以無限敬意，謹此給予下列溫馨提示：
1.個人保護裝備供應是否足夠是管理層的責任，既然管理層期望前線人員會堅守崗位，就有責任提供足夠的個人保護裝備（PPE）。雙方信守彼此承諾便可締造雙贏局面。
2.但什麼才算足夠的PPE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卻見仁見智。
在沙士期間，同一問題亦曾引起激烈爭論，亦有員工為了這個問題鼓噪不安。
N95口罩一度供應短缺，開始有上司要求前線人員要把用過的N95口罩放在紙袋中，掛在病房門口後才離開，再回病房時重用。我深信已被病菌污染的N95口罩不應再用，於是沒有照做，出入病房都用外科口罩，離開時扔掉，進入便佩戴一個新的外科口罩。袁國勇教授當時認同我的做法。我這樣子照顧沙士病人，也沒有中招！
所以筆者認為，PPE不一定是愈高規格愈好，反而用起來會不會造成額外風險更為重要。
3. PPE愈易用愈好，而且更須反覆練習穿戴和脫下，所謂熟能生巧。
4.單憑PPE並不能完全保護個人，整體的工作環境和配套也很重要。潔淨和不潔淨的地區須分清界線；穿PPE和脫PPE的範圍也要分清；任何可將飛沫傳播變成氣溶膠傳播的因素都要徹底避免等等。我最近一篇文章已有詳細解釋【註】。
5.團隊精神
軍隊必須要有紀律和團隊精神，皆因紀律從嚴可統一工序而減少錯漏，團隊精神可讓團員互補不足，彼此提醒，互相扶持。防疫的醫療團隊也不例外，所有成員都務必做足既定的工作程序，也必須持有團隊精神互相配合，這樣不但可以為自己鞏固保護網，而且可以令高危工作做起來既嚴謹又輕鬆，事半功倍！
結語
17年前，憑着醫護人員的堅持和勇氣，在沙士壓境下勝戰勝荊棘滿途的「疫」境，全港市民不單感謝我們，而且為我們引以為傲。
面對嶄新的COVID-19苦戰，我們身為頂天立地的醫護人員，要當市民大眾的堅強後盾。大家互相扶持、互相照顧、上下同心，在前線工作尤其要小心翼翼、步步為營，千萬不要有勇無謀，更不要臨陣退縮。日後回顧，可以像我等一樣問心無愧，向你們的下一代說：我們排除萬難，贏了一場硬仗！
我亦呼籲社會對忠於承諾的醫護人員保持信心。市民有信心，社會上下就能萬眾一心，熱心為香港出一分力和勇於承擔的醫護人員也就士氣大振。醫護人員既是廣大市民的定心丸，而市民大眾的擁戴也是前線人員的精神食糧，這兩種正能量之間的互動，定能刷新香港醫護界的輝煌戰績！
原刊於2020年2月25日《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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