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由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專業委員會主辦、We Like HK 協辦及香港廣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專業委員會為支持機構的「回歸二十年 領袖新思維」論壇於6月10日舉行,現時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分享其領袖思維及心路歷程,以下是他當天的演講內容:
今天的題目是「領袖新思維」,我未必是個領袖,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新思維」。
可能在座也有部分人知道我的故事,那也跟新思維有關,當一個人沒有選擇,就會產生新思維。故事如何開始呢?雖然表面上不像,其實我是一個長期病患者,現在情況已經好了許多,只是三個月看一次醫生,每天吃七種藥。我在18歲那年患上了非常罕見的病, 20歲前做了三次搭橋手術,早前又做了「通波仔」,不是心臟有問題,而是血管。這個病也影響到腎臟,自18歲,我的兩個腎都只剩下一半功能。正因如此,其後走過的十年歲月,非常難過,但對新思維而言,是一個很好的背景。
即使我已完成三個手術,醫生仍說我很大機會要開始洗腎,如果病情繼續惡化,兩個腎都會失去功能。當時我只有20歲,雖然也不是很清楚何謂洗腎,但大概也猜到,而且知道一個星期要去三次醫院。你可以想像嗎?一個年輕人,聽到這個消息,應該如何面對?一開始,我選擇了逃避,過了幾年,又開始埋怨,覺得身邊的人都是壞人,包括上帝。很幸運地,十年過去,我突然接受了現實。很多人叫我去醫院開解那些病人,但事實上,這是沒有捷徑的,不是開解完了就突然可以接受,還是要自己走出來,問題是走得快、走得慢還是走不出來。我很幸運,能走出來,過程當中也獲益良多。
藝術訓練 有助創意思維
說起新思維,大家也知道,其實我大學是讀藝術畢業的,不是我選藝術,而是我根本沒有選擇。當時我生病,在醫院渡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我以為我還可以回到大學讀書,趕得及四年畢業,我當時就在想,有甚麼課程我可以讀,但不用回學校上課呢?有了,那是畫畫。我以為我的病很快會好,於是我就讀了一個畫畫的課程,誰知道,我一個學期上課,另一個學期就在醫院,過了三年還是這樣。最後,當我可以全年回去學校上課,我發現我修的藝術學分跟我本科經濟修的學分一樣多。30年前,如果父母知道孩子讀藝術去了,可能把他砍了,幸運的是,我的父母說只要平安回家就已經很好了,讀甚麼都不耍緊。所以我那時就要選擇,讀經濟,還是藝術。雖然我知道自己回港後肯定會做生意,但我又覺得讀藝術也很好,於是就選了藝術,即使我一點天分也沒有,只是一個插班生。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
同屆畢業的人有七個,除了我,其餘六個同學都很有天分,即使沒有天分,也經過了幾年的準備,而且他們都有各自的專長,不論是陶藝、雕刻、攝影、畫畫或是多媒體。讀藝術不同於其他科目,不是交論文給老師一個人批改,而是同場展示各人的作品,我很快就知道我會被比下去,所以就要想新的方法。第一,千萬不要做別人在做的事,嘗試之下,我就選了點畫,但這太費時,畫一張要三個月,我是不可能畢業的。於是我把作品尺寸縮細,棄用塑膠彩,轉用墨水筆,再從彩色轉為黑白,用黑色紙,點上塗改液,以節省時間。沒有人讚我的作品很漂亮,但他們都說很有趣!我覺得我已經突圍而出了。
我讀了藝術,但我並沒有成為一個藝術家。其實大學本科跟工作沒有必然的關係,但大學教了你基本的技巧,讓你應用在工作中。我在大學學的是創作,而我現在也經常用到我的創意思維。
香港回歸20年,但我20年前沒有參與任何公職,跟香港的普通市民一樣。直至回歸後,選第一屆立法會,有個保險界功能組別的職位,因為當時只有外資保險公司的代表參選,沒有華資的,所以有人邀請我當時的老闆參選,他卻建議我一試,即使我當時不懂政治,也不懂保險。因為年青時的經歷,我本着一試無妨的心態答應,還記得當時打電話向保險公司的行政人員拉票,幸好當時的香港市民對政治的認識不多。還記得當時遇上一位法籍總裁,他是讀政治的,他問我如果業界和市民發生衝突,我會站在哪一方。我自信滿滿的說,我當然會為業界的利益着想。然後,他給我上了一課政治,直至現在,我也會反思,到底我作為立法會的成員應該為了誰的利益?選舉當然緊張,我當時只以十票險勝,因為業界的選民不多,我不懂保險,既是我的弱點,也是我的優勢,因為我在業界沒有生意上的競爭對手。
當選後,我才意識到,我真的要成為一位政治家了。可幸的是,當時市民對政治不太熱衷,我有更多時間學習。只是上任不久,便迎來了1998年的金融風暴。過往十年,我們在立法會遇上了不同的新挑戰,例如禽流感、沙士等,每次都要用新的方法解決問題。有一次,范徐麗泰說要給我一份「優差」,因為我是當時60個議員中唯一的藝術畢業生,她讓我為立法會找一個標誌,前提是所有議員要一致通過。要取得所有人的共識並不容易,但立法會還是有了現在的標誌。可見從前所學必不會浪費。
這19年來,很多前輩幫助過我,當中我最感恩的是李家祥博士。他邀請我加入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榮休後讓我接任主席一職,當時我不但不熟悉社工界的事務,甚至對香港也不是太熟悉,好像經常看到,卻不認識。社聯有四百多個不同的社工組織,接觸到社會每個階層的人士,基本上所有的問題都與社聯有關。然而,我接任後,才知道社聯當時正面對很大的衝擊。其一,由於金融風暴,政府財赤,削減社福開支,包括「一筆過撥款」等政策帶來了很大影響,王䓪鳴女士、吳水麗先生、吳克儉先生三人寫了檢討報告書,以對組織進行改革;其二,社聯前行政總裁許賢發先生榮休,社聯需要一個新行政總裁。這個機遇實在十分難得,因為社聯已經順利運作了好幾十年,要是沒有遇到這些問題,根本就用不着新思維。
我一開始在社聯進行改革或會受到質疑,社福界不希望引入太多商界理念,因此我最大的困難是令大家信服,讓我幫忙解決問題。「商界展關懷」是我的構思,目的是舒緩社會的「仇商」情緒,計劃開始至今已有十多年,參與計劃、回饋社會的公司從200多家增至3000多家。計劃的重點是商家與非政府組織合作,參與義工活動,並且互相交流。我個人認為香港社會的問題,在於各界別不願意互相了解,而活動正好能夠解決此問題。在未有這個平台之前,商界參與慈善就只是寫支票捐錢,公司職員不知道公司的善舉,受眾也不認識捐款人,但「商界展關懷」讓商家參與更具影響力的慈善活動,唯有透過直接的溝通和認識,才能減少界別間的不信任,不只為了籌錢,更為了大力推動商家參與社福事務。社福界是否人人同意我不知道,但至少管理層是贊成的,引入不同財源及資源。
游走不同界別 演繹平衡角色
正是因為認識不同人,政府才邀請我加入不同委員會。可能大家沒有留意,我是金融界出身,但全部的公職都與商界無關,官員喜歡找我做些極偏的公職。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找我去古物諮詢委員會,我說保育我不懂,他反問我不是讀藝術畢業嗎?我才發覺藝術學士學位也是有用的。(眾笑)
其實更重要是想找我在商界和保育界中做個平衡,自此之後,我都是擔任平衝角色,我認為關鍵在於是否肯聆聽不同意見者的意見。公職工作中我多是處理矛盾,我面對社福界V.S.商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席)、保育V.S.發展(活化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主席)、可持續發展V.S.生態保育(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的矛盾,要在兩者間取得平衝,唯一不矛盾的,是高永文醫生找我做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委員會主席。(眾笑)
不同委員會工作,都是要面對矛盾。也是香港未來如何走出這困境,林太競選期間最主要解決的就是房屋問題,這個問題說易也行,說難也行。答案其實有,只是做不到,為什麼?因為太多持份者。如何令不同既得利益者,都願意走出來是學問,但又不可以隨便叫其中一方放棄。在我眼中,人人都要妥協和讓步(give and take),包括我自己。提出解決方案(solution)很容易,但很難做。
在公職生涯中,有兩個崗位我做得很高興、也很感觸,一個是古物諮詢委員會,另一個是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我中三後到外國讀書,對香港的歷史認識一般。在古諮會時常要為建築物評級,但評級本身不是目的,更重要是建築物背後的歷史。在認識歷史的過程中,使我認識自己的香港。過去幾十年來歷史、社區的轉變,使我對香港的認同感大大增加。
我在公職上與林太常有接觸,第一次與林太接觸,她是社署署長,我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席,算是直接對頭;第二次我是在古諮會,她是發展局局長;第三次是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她讓我處理發水樓的問題。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中,做過三次大型諮詢,令我有些許成功感。我過去兩年主要解決香港垃圾的問題,算是做了兩年垃圾。(眾笑)
莫等迫在眉睫 才願退一步
我用兩年時間想了個解決方案,最後建議垃圾要徵費,亦帶出焚化爐、堆填區的思考,報告建議是三管齊下。我重看建議,原來在20年前剛回歸時,時任環保局局長廖秀冬亦是提出相同的意見,除了是推銷政策者不同外,沒有分別。同一個議題處理了20年,直至問題迫在眉睫大家才解決。如果要再執拗,沒有問題,只不過五年後垃圾圍城,堆填區都沒有了。
為何今次可以推出?四個字:死到臨頭。持份者在極不情願下,亦願意讓一步。
我希望持份者放棄自己個人利益,行前一步,達成共識,故新一屆政府要有新思維,不但要徵詢大眾意見,不可以授課(lecture)心態對待市民。
最後一點補充,這麼多屆政府中,我都不滿意財政司司長,我不是針對某個人。(眾笑)唐英年、曾俊華經常說一句話:「我歡迎大家給予意見。」但難道市民說:請政府增加稅項?請增加紅酒稅嗎?而往往給予夠多意見後,卻一句「對不起,這些建議不行,政府要量入為出。」
政府面對的不是不聽意見的問題,而是要多與市民互動,告訴他們現正面對什麼問題,如何解決問題?如果每個界別都在說如何保障自己的利益,如何問意見?是否每事要去到最危機一刻才做,政治現實可能是,但新一屆政府希望不用去到危機尾段才處理。社會是多元化、多聲音,如何給予大家信心?最重要是信任。絕對相信,在新一屆政府,在林太領導下,要重建信任。若沒有信任,大家難以靜心坐下討論。只要有心去聆聽,一定有解決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