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陳智思在上文談到當代社會面對民意的兩難處境，現以垃圾徵費問題進一步說明之。
在這一層面的工作完成後，就到諮詢全港的階段了，這就涉及一個艱難的問題：究竟如何才可以令大部分人都同意垃圾徵費？我們當然會表達自己的理據，但全世界制訂政策的人，都要面對一個要命的關口，就是未到大難臨頭的最後一刻，參與的團體都不會作出決定或妥協。而另一個問題就是，即使委員會提出了很好的建議，但有時候相關的部門又未必有能力或願意迅速作配合（而當然官僚也是另一個要處理的關節位）。因而，我們的建議最後可能會石沉大海。
政策諮詢到位與否 還看各方取態及時機
而且，還要看推出來的時機。就如在社會關注將軍澳堆填區爆滿的時候，若政府乘勢推出垃圾處理方案，就會有更大的迴響及效果。香港每日產生的垃圾，有48%是可以循環再造，另外約52% 就要運到堆填區。新加坡去堆填區的，只有1%；台灣的大概都是個位數字；韓國是20%左右，日本是0。在我「落區」向公眾推介的時候，我也會問：「別人是怎樣做到的？」
日本是70％左右會焚化，其餘兩成左右會循環再造；新加坡是約四成多循環，其他大部分焚化。我不是一個環保專家，但明顯的是外國案例告訴我們，這是可行的。那為何我們仍然做不到？多年來，我們都無法就垃圾處理設施的選址達成共識，而即使近來終於都得出一個方案，但長洲居民又對選址作司法覆核（而且還要計算興建焚化爐需時的問題），所以暫時還是未有解決的良方。
為何垃圾處理在多年來了無寸進？
有趣的是，其實現在提出的方案，當年廖秀冬局長（編按：廖氏於2002至2007年任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就曾提出過。可惜的是，多年後，問題依舊是原封不動。我現在就加上了源頭減廢這一個環節，提出用垃圾徵費的方式，希望藉此改變市民的生活習慣，提倡垃圾分類。例如台灣就有「垃圾不落地」政策，只有特定時間才可將垃圾轉交至指定垃圾車，街上一般不會有垃圾箱。但香港人口過於密集，似乎操作上辦不到，而管理公司又怕會增加很多工作量。這些技術性問題，以及市民對於政策的反應，都需要進一步的協商及思考。現在我們已經在一些大廈試行整個計劃，希望找到問題在哪裏，並一併將問題呈交至政府當局考慮及處理。
說到這裏，我要提出多一個問題，為何香港人總是有一種 Not in My Backyard 的心態呢？我曾在與學生交流時問過這個問題，當時有人大叫「因為冇普選！」，全場掌聲雷動。我回答說：「你講得很好。但是否有普選就可以立刻解決這個問題？」例如，假設全香港市民都投票選擇將軍澳要用來處理所有垃圾，就是否代表將軍澳居民就要乖乖聽話呢？就算是奧巴馬，獲得大多數授權當選，也不代表他所有政策都可以路路亨通，不受挑戰。但當然，有民意基礎當然會好一點，但不等於可以解決問題，而所有問題都是整個社會需要面對的。
決策者應採納新思維 由多角度看社會問題
這些深層次的矛盾應怎樣解決呢？以利益為先的商界思維有用嗎？作為一個政府，應該要看到事情的複雜性。而不論有多少人在示威反對，問題都是要處理的。怎樣才可以使反對聲音接受自己的提議？我相信，整個諮詢及參與的方式，有需要做一些改變，尤其是有關民生事項的，其實政府可以向市民釋出更多空間。又以房屋政策為例，我們是否應該整個社會好好討論一下？在這些方面，沒有一個方案是完美的，關鍵在於如何作出取捨。而更重要的是，政策很多時只可以舒緩一些社會問題，就好像實行源頭減廢後，不代表全香港的垃圾就會消失，只可以有效地將其數量降低。
傳統以來的決策方式，好像就只是你有你講、我有我講，愈來愈不管用了。我們現在可否有另一種方式，重建決策者與民間的互信，尋找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共識，令社會可以重新起步向前走？現在我們都知道，整個政策及管治的制度都停下來了，做官的都不想做太多新的東西，唯恐自己會成為「新目標」，我們這些非官守的公職人員，也開始有點灰心，會問自己為何要做下去。
我今天不是來給大家一個答案，而是想表達一個訊息：批評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一同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所以當前重點，是開拓一個新模式，為整個政策周期注入動力，至少可以做一點成績出來，否則不只社會發展會陷於停滯，甚至連現在樂意參與政策制訂的人，他們的熱誠亦很難維持下去。謝謝各位。
本文為陳智思先生在香港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舉辦的「香港願景」專題論壇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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