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梵蒂岡去年9月就主教任命問題簽署臨時協議,梵蒂岡國務卿帕羅林樞機(Cardinal Pietro Parolin)最近為一本有關中國天主教信仰的與未來的新書作序,強調「這協議是逐漸互相靠近的成果,透過多年的對話而達成,因此它標誌出漫長歷史中的一個重要過程,前有古人,並期待後有來者」。
教廷國務卿:旨在向中國人傳福音
據梵蒂岡新聞網報道,帕羅林撰寫的序談到基督信仰「中國化」的問題。他指出,明朝末年意大利耶穌會神父利瑪竇(Matteo Ricci)來到中國,與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人發展出深厚的友誼,這些人「後來成了中國教會的支柱。就是這些支柱推動了信仰的本地化,而單靠傳教士無法發展出同樣廣闊、深厚又可信的信仰本地化」。他引用前任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信函強調,天主教會在中國,不是為了「改變國家的結構或行政組織,而是向人宣揚基督,世界的救主」,因此,教會「不為自己索取什麽,而是要求『基本自由』,好能將福音至高的善帶給中國人民,並且看到別人的需要,待他為弟兄」。
政府「靠得主」的人 才能任主教?
不過,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早前在浸會大學舉行的「中梵協議下的中國天主教會」研討會上,表達對臨時協議的不滿。他認為,儘管這只是一個關於任命主教的「臨時協議」,未涉及中梵建交。「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可能目的還是在建交」。他擔心教廷「為了這個目的,可能犠牲太多」。
他表示,由於臨時協議內容是「秘密」,「我們不知道內容,談判過程中,亦沒機會提出意見」,這令他擔心。「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任時,設立了一個委員會,能夠就中梵建交談判給予意見,但這個委員會已經消失了,教廷亦無交代為何沒有了。國務卿(帕羅林樞機)是委員會主席,他也沒有說什麼」。
陳日君表示,他聽聞未來選主教的程序,首先是民主選舉,再由主教團委任,最後由教宗批准。他斷言,「這完全是假的」,因為「我們不相信會有民主選舉……教會選舉完全由政府控制。主教團任命聽起來不錯,但中國的主教團不僅不合法,而且是不存在的。在大陸領導地上教會的是『一會一團』,即天主教愛國會和主教團,但都是由政府領導……這都讓我們不放心。因為選主教的權力在政府手中,將是政府認為靠得主的人才會任命,不會是從教會需要的角度去任命,儘管教宗有否決權,但也很難一直否決下去,而且否決之後,也是繼續由『他們』提名,問題始終沒有解決。」他說:「新的制度令我們更加沒有辦法揀選好的主教。」
寬恕「非法祝聖」 消滅地下教會?
有報道指教宗寬恕了7名中國「自選自聖」的主教,「那7名主教是『非法祝聖』的,是要『絕罰』(逐出教會)的。」陳日君解釋:「教會的法律規定,如果沒有教宗的批准,接受祝聖,以及獲祝聖的主教,都是要『絕罰』的……直至他們表示懺悔,才會接受他們重回教會,更遑論認他們作主教了!」他認為,這7名主教「完全是在挑戰教會,他們也不會懺悔,否則等於承認祝聖活動是錯的,間接替政府認錯……梵蒂岡以一種『認輸』的態度去談判,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他又說:「其實我們沒有輸,就算在沒有協議的情況下,我們仍然能夠生存……最基本的問題不是有沒有協議,而是教廷的態度……是否太過讓步呢?」他歸咎這十多年來,教廷「太過讓步」,使敎會的力量減弱,令他感到憂心。還有對地下教會的處理,教廷會不會繼續讓步,這點也讓他擔心。「地下教會若被消滅,是很可惜的。這許多年來,因為地下教會的堅強和團結,政府也只得容忍。如果協議要犠牲地下教會的自由,是非常可惜的。」
對於有批評說他「在伯多祿的船上,以不同方向划船」(意指唱教廷的反調),陳日君表示不接受,「現在都沒資格划船啦……最多只能在旁邊說說而己,說話都沒有回音呢!我寫很多很長的信給教宗,但都沒有得到回覆……他或許是為了『顧全大局』吧?」
香港教會橋樑角色 隨中梵協議減弱?
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中梵協議系列」編導陳曉君也在研討會上表示,河北省清苑縣的東閭村是著名的朝聖地,宗教人士相信,聖母曾分別在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發生義和團之亂)和1995年在當地顯現。她訪問了一位名叫Jacob的地下教會信徒,他認為中梵簽署協議的結果,只會強逼「地下」教會變成「地上」教會,並會「被加入」天主教愛國會。現在,Jacob只想離開中國,到菲律賓做神父。
陳曉君也訪問過一位「地上」教會神父楊小斌,他形容「地上」教會就像遠藤周作的小說《沉默》中的神父羅德里格斯(Rodrigues),一生都要經歷堅持信念與妥協之間的掙扎。
陳曉君認為,教宗希望「地上」和「地下」教會合一,因此才同意與北京簽臨時協議,但她在採訪過程中,卻聽到一些神父揚言會離開梵蒂岡體制,更聲稱離開梵蒂岡不代表離開天主。因此,「他們的出路值得我們關注。」她擔心,隨着中梵關係漸行漸近,地下教會與官方承認的天主教愛國會可能合併,歷史形成香港教會的橋樑角色恐怕會被削弱。
宗教認受性消失 地下神父萌離心?
浸大宗教及哲學系教授陳慎慶指出,中梵簽署臨時協議在《鏗鏘集》中顯示的事實,是教廷在內地的權威被弱化。他引述片段中楊小斌神父的話,指作為持份者的內地天主教徒,也應該有權知道中梵臨時協議內容,間接地批評教廷的不民主和不尊重他們的存在,等於公開表示不接受這個協議。陳慎慶又引述天津一位地下教會神父談到協議時,指教宗是人不是神,即間接批評教宗也會犯錯誤。他又引述《天亞社》的報道,指中梵協議的簽署,似乎令教廷的權威在內地神父間不斷地在弱化。
至於中梵協議對內地教會的實質影響,陳慎慶指協議稱教宗方濟各重新接納8位未經教宗任命而被祝聖的公開(官方認可)教會主教,而有些地下主教則「被退休」,讓位給官方認可的主教。
陳慎慶指出,中梵在互動過程中,存在兩種「認受性」(legitimacy),一種是政治上的認受性,另種是宗教上的認受性。以往公開教會「非法」(未經教宗批准)祝聖的主教,獲得的是政府「政治上的認受性」,例如給予他們公開的、合法的地位,允許他們做很多事。另一方面,地下教會因為忠於梵蒂岡,不接受天主教愛國會,因而有了「宗教上的認受性」,現在中梵協議下,實質上是取消了「宗教上的認受性」,「譬如過去40年抵抗政府禁制所作出許多的犠牲,依靠的是信仰,信仰背後就是宗教上的認受性,因為有了這種認受性,他們不怕犠牲,但堅持40年後,突然拿走了這種認受性,要跟政府妥協。對於地下神職人員來說,這是很痛的事,這也是《鏗鏘集》帶出很重要的訊息」。
他認為,中梵協議會令內地一些地下神職人員產生「良心危機」,因為有些人可能感到難以靠信仰堅持下去,選擇離開,地下教會的角色將不斷弱化。另一些較激進的神職人員會選擇脫離梵蒂岡體制,建立自己的教會,即社會學上所謂“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即儘管仍然相信上帝,但不再從屬教廷,而地下教會神職人員的傳承關係,可能比與梵蒂岡的關係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