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坤耀：香港人對博雅教育仍多誤解

承上文，陳坤耀教授繼續談有關博雅教育及高等教育的種種問題。

灼：灼見名家記者

陳：陳坤耀教授

灼：您剛剛提到了博雅教育（liberal arts），現在博雅似乎已成了新的潮流，不少院校都表示想往這方面發展。作為將博雅教育帶進香港的第一人，教授怎樣評價博雅教育在香港的發展情況？

陳：我不禁要說一句，博雅教育在香港的推行談不上成功。以往我很努力，希望將嶺南打造為一間博雅學院，今日嶺南已將博雅加入為其辦學理念，我非常高興。然而，在嶺南以外，現在有多少人在談及博雅教育的時候，可展示出清晰的理解？

我的觀察有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家長仍然不接受嶺南是一間優質而有自身特色的大學，亦不明白美國最出色的本科教育學府都是博雅學府，如威廉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等，是全美學生夢寐以求之地。本地家長為子女選科時，大多仍未有博雅大學的意識。

另一個層面是，現在有不少人希望推動博雅教育，可是他們所知不深，這是令人失望的。現在的發展趨勢是，很多人認為博雅教育就是辦更多通識教育。但博雅教育絕對不等於通識；博雅教育不代表學生需要多讀幾科；博雅教育亦不是單指文理科目之間的關係。這些重點至今仍沒有很多人了解。在我提倡博雅教育的年代，我每天都跟學生、跟外面的人說，但現在好像沒有太多人會提起這些。

博雅教育 liberal arts 中的 arts 字，令很多人以為博雅就等於是人文學科。在外國的博雅大學，有時為了避免誤解，會將校名改為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這個誤解在香港卻很普遍。博雅教育是文理兼備的教學模式，而非只專注於語言及人文學科，其底蘊完全和科目無關。博雅教育的精粹，是在於教與學的方式，而這個重點即使在今日嶺南，亦是失色了一點。教與學的精粹，是很難被複製的。有很多學校說要引入博雅，但這個概念不是說做就做到的。要落實博雅，需要三個先決條件。

第一，是要規模小。嶺南有很多先決條件是別校難以擁有的。嶺南規模小，學生只有2000人左右，提供了辦博雅教育的良好環境。我在任時曾決定嶺南在雙軌年（double cohort）後仍不會擴展，維持在2000多人左右的水平。其他學校如果想辦博雅教育，最大的限制就是本身規模過大。一間七、八千人的大學是很難做好博雅的，所以嶺南的先決條件可謂香港獨有。

第二，是住宿。現在嶺南的宿舍已可容納110%學生，而我們要明白這並非基於方便，而是博雅教育的最重要部分。我當年十分堅持這一點，甚至設立助宿金幫助經濟能力較差的學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博雅教育的一部分。

第三，是整間學校要以學生為本。博雅就是要創建一種文化，由校長到校工都以學生為本。這是為何當年校長要跟學生一同吃早餐，不去捐款人晚宴而選擇出席學生晚宴。種種舉措，就是要建立「由頭到尾」都是學生為本的思維。

所以別人講博雅教育，但未必可以做到。而且博雅教育並非只是在已有的課程中增加科目，不是多學科（multi-disciplinary），而是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是關於不同科目的交織，目的是要製造文化復興人，就如達文西一樣，文理兼備。

博雅教育四個「I」

陳：而即使有了先決因素，最後還是要講實踐。在執行層面，博雅教育有四個「I」：

第一個「I」是互動（interaction）。老師與學生之間要強調交流，是一種教與學的模式。

第二個「I」是課內活動（intra-curricular activities）。我們不用「課外活動」這個字，因為我們強調課室以外的活動，都是課程的一部分。出任學生會、系會幹事，也是課程的一部分。以往嶺南更曾經出現「全民皆莊」（編按：「莊」泛指大學學生屬會幹事）的盛況，而在校外的活動其實與課堂亦有關連，服務研習就是從這個概念上衍生出來的。服務研習不是做義工，而是課程學習的一部分，強調課堂知識的應用。

第三個「I」是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這在上面已有提及。

還有第四個「I」是國際視野（international exposure），鼓勵學生出外交流。然而，這些實踐的要點，在現今有關博雅的討論中卻鮮有出現。所以，總括而言，無論是概念上還是實踐上，博雅的真正意義在香港已幾近失傳。

不需要人人讀大學

灼：談完博雅，作為大學前校長，你對香港教育制度又有甚麼評價？

陳：我看教育，不只是高等院校的問題，而是整個教育制度的問題。現在製造出來的起跑線是不一樣的，而到了大家起跑了一段時間後，卻逼所有人一起去讀大學，這才是最大的問題。我們沒有好好地培養學前教育及中、小學教育，而這些在不同環境讀書的年輕人，發展不免有所參差，但制度卻營造出不讀大學不行的環境。

其實我們要面對的現實是，在最差成績的學校，不少學生已失去學習的興趣，甚至根本不想報考公開試。這不是志氣的問題，而是政府在政策上給予的準備不足。如果政策是要提升大學入學率，甚至是全民讀大學，那就需要在準備的階段投入更多配套。這是香港目前最嚴重的問題。

為何起跑線會不一樣呢？因為政府不太重視對學前教育的資助，學券幫不了多少忙，形成有能力與無能力的家庭，可以提供的學前教育截然不同。如此一來，最根本的起跑線就不再一樣。這方面我已提倡及批評了二、三十年，然而到了今天，合資格幼稚園教師（QKT）的達標比率仍不是百分百。

鼓勵直資學校數量增長，亦是一個大問題，這造成在中、小學階段，有錢與無錢的學童之間，分野愈來愈大。在大學層面來看，現在問題不是大學學位不夠，而是大學學位過多。我們其實不需要人人讀大學 ── 讀了大學，卻沒有好的出路，也是沒用。由幼兒教育到中、小學，起步點及跑速完全不同，但他們卻會在某一個時刻被制度推向大學，原來不適合讀大學的人也「被迫」去讀大學，這是個問題。

在我那個年代，人人都沒有學前教育，但其實這反而更好，可以減少學制內的差別因素。在我讀中學的時候，貧與富的差別其實不大，只要經過小學會考，入讀好的中學，大家獲得的機會就差不多，中學更會設立助學金，幫助學生的生活開支。以往，學生資助集中在中學而非大學。現在情況是反過來了，大家可以思考分別在哪裏。

投身經濟學　全因一書而起

最後，陳坤耀教授跟我們分享了他的「經濟學道路」。陳氏出身於皇仁書院，該校是醫科生的搖籃，當年他也希望成為一位醫生。但到了預科 Lower six 那年的暑假，他在書店看到了一本叫 Social Framework 的書，出自諾貝爾獎得主 John Hicks 手筆。John Hicks 是一位很傳統但分析力極強的經濟學家，那本書使他第一次接觸經濟學。陳氏本身是理科生，以為經濟學是文科，但這本書卻運用大量數理方式解釋及演繹概念，令他眼界大開。自此，他改變了想法，轉了報考的科目，最後入讀港大經濟系。

他回憶時指，少年時家境貧窮，社會環境惡劣，貪污盛行，所有事情都是靠自己努力。年少時，他曾接觸過《大公報》的專欄作家，令自己相信左派思想，相信社會主義，對貧富不均及社會不公非常有感受，並關注社會的問題。這大概是為何他在日後決定走進社會，投入教學、評論、義務工作，並常活躍於媒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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